帕特·麦德林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在2002年8月29日，麦德林站了出来，把这件事讲给了一个在宾夕法尼亚伊斯顿警局当警察的熟人。整件事情就从这里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这个警察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他的队长，队长将这个又转述给了警局的检察官，而这位检察官先生将此事上报到了雷海郡地方检察院一个叫詹姆斯·马汀的律师那里。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有一天，宾夕法尼亚的州警将圣卢克的一些在职员工请到了他们的办公室里喝茶，而这期间发生在夜班时段的死亡故事也一直没有停歇。
护士琳恩·塔斯特在问询过程中反映了很多问题。她说自从库伦护士帮他们准备输液袋起，“病房中的病人”就突然而奇怪地逐渐死去了。护士罗宾·索尔斯伯里曾经看到查尔斯·库伦在她的病人突然发病、不幸去世之前不久从病房里偷偷地溜了出来。后来，每当索尔斯伯里想起库伦盯着病房的心电图检测器的表情时都会不寒而栗。到了后来，她甚至不敢看着库伦的眼睛跟他说话。索尔斯伯里是一个化学博士，她坚信病人被注射了普鲁卡因酰胺—正是他们发现库伦后来从架子上取走扔到垃圾桶里的一种药。
她坚信自从库伦来到医院之后，重症监护病房的死亡率上升了很多。护士塔斯特做了一次运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库伦护士当班时间占26%，但不知怎么的，在所有去世的病人中，有58%都赶上他的轮班时段。另一个护士回忆道，库伦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的时候，每月平均有20～22次急救发生。但当查理离开他们医院的时候，连续6个月的时间，一次急救都没有发生过。受州政府委派，验尸官扎卡里·雷斯科和斯高特·格雷姆开始调查成堆的病例文件，查找真相。私下里，雷斯科说不清这个库伦到底要对多少起死亡案件负责，从他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有50起，当然，他很有可能也是无辜的，1起都没有。他确实抱着怀疑的态度，但光有怀疑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立刻找出真相，会非常危险。只有科学才能验证这一切，给出确凿的真相。为此，检察官还从其他地方聘请了一个医学病理专家：伊西铎·米哈吉斯医生—同样参与了几年前沃伦医院关于海伦·迪恩可疑死亡事件的调查。他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圣卢克选出来的17个病人的病例，但依旧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作为证据的书面材料。在调查期间，查尔斯·库伦已经转院，拿着一份写得很中立的推荐信，到萨默赛特郡医疗中心开始了新的工作。
圣卢克医院留下的关于库伦的人事档案再正常不过了。就是一个特别简单而无趣的故事，一个护士在反复出现工作失误被斥责后引咎辞职，仅此而已。“查尔斯辞职”是员工职位变动记录表上所用的措辞，“不会考虑再次录用—因其用药错误的问题情节严重”。整个记录中没有出现任何“维库溴铵”或“地高辛”等字样，甚至连其他一些库伦私藏或滥用的药物名称都没有出现。很明显，圣卢克医院的领导们手头没有留存可以给他们的护士定罪的铁证，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库伦跟这些出现问题的病人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以及用药过量的证据。与此同时，丹尼·鲍德温和提姆·伯劳恩也不得不注意到一个情况，无论是故意设计好的，还是无心为之，反正圣卢克医院在处理关于库伦护士的问题时，总是尽可能避免让自己承担任何法律后果，也尽可能不保留书面文件，让他人无迹可寻。
提姆·布劳恩和丹尼·鲍德温处理过上百个案子，也见过各种手段、各种不同动机的谋杀案，但没有一个跟现在这种情况相似。检察官马汀先生提供的调查报告让人瞠目，但给警探们最大震惊的是报告最后一页上的内容。在布劳恩和鲍德温开始调查的5个月前，雷海郡的检察官就已经结束了此案的调查。一场持续了8个月的辛苦调查，从检察官的立场看来，一无所获，就是浪费时间和纸张。
马汀检察官为什么要撤销对库伦案子的调查呢?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很肯定自己压根儿赢不了这个案子。他都不能证明自己手头是不是有受害者，更别提将此事怪罪到库伦身上了。布劳恩想象着接下来自己要面对的8个月：利用手头如此有限的一点儿资源，走当初马汀的老路，没有目击者，也没有证据—而且，不知为什么，貌似这次的终点跟上次还有所偏差。
提姆和丹尼除了重新调查医疗报告以外别无选择。丹尼将所有手头的资料都平铺在会议室的桌子上。这6个潜在的受害者每一个人都有单独的文档，但大多数都是信手涂鸦的零散资料，或是一些可以在他们的系统里直接打印出来的无关痛痒的东西，比如处方和身体情况记录等。那些原本让人难懂的医药专业术语在长时间的接触下逐渐变得熟悉起来，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翻阅医生桌上的文件做参考资料，当然，还要感谢丹尼做妇产科医生的妻子金伯利·鲍德温的细心讲解。但即使将这些条款都变成了外行都看得懂的文档，那些病历表和实验室记录也毫无用途。医院已经把能提供的东西都给出来了：地高辛不知为何会进入病人的体内，但实验室的结果显示确实检测到了地高辛的含量。但这些并没有写到他们的病例中，手头这些零散的资料中一点儿犯罪的痕迹都没有。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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