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走进房间，身上戴的镣铐都被卸下来了。艾米给了他一个同情的微笑，这感觉是真挚的。她不再紧张，查理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小、那么温顺，像是个穿着睡衣和蓝帆布鞋的小孩子。这个好像被吓坏了的小男孩穿着无袖衫，赤裸着双臂，这是艾米第一次看见这种囚服，淡蓝色的，很单薄。在观察衣服的同时，艾米的眼睛在他健硕的肱二头肌上来回游移。
他说这是他自己做的，源于一次拙劣的自杀尝试。查理告诉她应该如何正确地做这件事。经过基本训练的他们告诉他说：“如果你要是想自杀的话，就要选用正确的方法，争取一次成功。”标准方法是割手腕，如果割得偏上，划胳膊的话，只会增添很多痛苦，但要是沿着整个胳膊，拉一个很长的伤口，血就会立刻喷涌而出。“这种方法既能造成很震撼的效果，又能成功自杀。”他们是这么说的。这是那些人佯装硬汉的时候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那种演练军官们时常喊的口号。但是查理记得，有一天下午，他放下手中的拖把，走到浴室中，用刀片沿着整个手臂划了一条口子。演练军官说得没错，他确实看到了不少血，很厚，“我的上帝”，他甚至可以看见自己的肌肉和白色的肌腱，他开始尖叫。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搞砸所有事儿。”查理这么对艾米说道。20次自杀尝试，如今他依旧活着站在这里，呼吸。他们嘲笑着这些事儿，但是究竟自杀给他带来了什么，也许只有查理自己才知道。在危机中，只要他觉得走投无路或是感到无奈，就本能地回想着那些死亡曾给他带来的威胁与恐惧。可事实上，他对死亡本身并不是很感兴趣，起码对自己的死亡不感兴趣。他的护理事业帮忙解决了这些悖论，接近脆弱感受死亡又不用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他学会了用这种方式替代自杀带来的感觉。
你没法告诉查理应该去做些什么，他永远不会被迫干什么事儿，就像儿时把他压在身下的那些大孩子一样，警探们对他无计可施。不过，如果他愿意的话，是可以做一些事的。艾米没有要求得到真相，但查理可以给她真相。
艾米看着他的眼睛，知道他需要说些什么，也了解他想说的话。查理不需要成为一个圣人，上帝知道他离圣人的标准还远得很。他知道是非黑白，知道他曾经做的那些事情是坏的，是违法的。所以，是的，他不是个圣人，但是他想要成为一个英雄，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了她。
一旦他开始说，这一切就变得相对简单很多。与其说他是在供认罪行，不如说他在侃侃而谈自己这一生的故事。他搭着双腿，坐在问讯室当中，肩膀上还披着艾米柔软的羊毛衫。查理开始从头说起，警探们却急于想要知道关于盖尔牧师的事情。他跟他们谈论了盖尔，然后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他之前可以回顾的道路是那么长，他回顾的过程是那么的小心翼翼。
查理没有为自己干过的事情列过什么单子，没有记录自己犯罪的备忘录，更没有将这个完整的故事给别人大声讲出来过。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讲给自己听，被编辑过的这些故事在他的脑海中好像一首首曲调完整的流行歌。他是周日晚上6点15分的时候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中间只因进食、喝咖啡和去厕所间断过几次，他用相同而平缓的语调足足讲了7个小时。每当提姆要给磁带翻面的时候，他都会耐心地等待，然后从刚刚断掉的地方接着继续讲下去，一点儿不差。他阐述着这个行业的复杂性，梳理着职业生涯中所有用到过的专业知识，描述着当初深陷抑郁症和企图自杀时的黑暗时光以及不合时宜的恋爱史。每一个故事都有相关联的数据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那些仁慈的善举，就算被称之为犯罪，也是被迫无奈的。患者们“去世”，“大限已到”有时候是“宣告死亡”，他只是做了“干预”或是“不得不去干预”—无论怎样，查尔斯都没有“杀人”，这些事件也都不是所谓的“谋杀”。这是个温柔谦和的故事，经过了长时间的排练，却是头一次被表演出来。为了他们好，为了他们的家人好，死亡只是一种恩赐，一种不止上帝才能给予的恩赐。
他们本来只需要一个案子的始末，但查理给了他们40个，直到凌晨1点31分最后一盘磁带被用完的时候，故事还未结束，依旧还有很多尚未来得及讲出。
后记
媒体迅速为查理冠上了“死亡天使”的名号，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查理到底杀了多少个病人。这个案子中绝大多数证据都不能直接证明查尔斯·库伦就是凶手，因此很多证据都来自库伦的自述。库伦起初承认他杀害了大约40个人，重数之后，他漏掉了几个名字，跳过了那几年和那些医院，并且也没有去猜测那些他并不笃定杀死的人是否真的死了。比如在雷海山谷医院的时候，库伦想起有四五个受害者，但到目前为止，仅有两个人证实确实被杀害了。尽管库伦开始说在亨特顿医疗中心的时候，他并没有杀太多的人，但最终还是在这里发现了5名受害者。对这个案子了如指掌的专家们称，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可能将近400人。查理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虽然嗤之以鼻，但也没有否认，这个数字如果准确的话，他就成了美国历史上杀人最多、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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