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博物馆前，我查阅了很多关于鼎的资料，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鼎的两个立耳。目前陈列的这个鼎的两个立耳全部是后来修复的，其中一个是原装的，另一个则是新仿的!
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19日被河南安阳几个吴姓的农民发现的，后来为了避免被日本人抢走，这几个农民又把它埋在了地下，直到1946年才又重新挖出，当年10月被作为寿礼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将它交给了南京博物馆筹备处收藏，新中国成立后归南京博物院收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南京博物院将其运到了北京。
鼎发现之时，就缺了一耳。发掘者苦苦寻找始终未尝得见。在日本人动手抢夺前，民国的大收藏家肖寅卿曾想以二十万大洋收购此鼎，并要求把鼎切割成十块。发掘者们用大锤玩命地砸了五十多锤只把唯一那只鼎耳砸了下来，后来因为日本人的反应过于迅速，鼎复埋土中。大鼎再度重见天日后，后人把砸掉的那只耳安了上去，另一侧则模仿这只耳复制了一个，安上去使其看上去完整无缺。
这些资料中有两处地方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同时让我深感不解。第一，为什么挖掘出来的鼎会少一只耳?一帮庄稼汉砸了五十多锤才砸掉一只鼎耳，可见其坚硬程度非同寻常。因此，那只丢失的耳肯定不会是在挖掘过程中无意碰掉而丢失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寻找丢失的这只耳重又发掘了那块地方，一无所获。
司母戊鼎三千年前被埋入土中，三千年后被发现时少了一只耳——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想来想去只有几种可能性：发掘时不小心碰丢了——被排除。
三千年当中曾被人发现过，砸掉一只耳后又埋入土中——这种解释简直荒唐，三千年当中无论是哪个朝代曾发现过它，都不至于砸掉一只耳然后又埋回去吧?图什么啊?更何况，鼎出土的地方后来经研究未发现之前曾有盗掘的情况。
自然条件导致那只耳丢失——更不可能，一个含铜84.77%，含锡11.64%，含铅2.79%的大家伙，三千年的时间不可能被土或水或别的化学元素侵蚀掉，更何况即便是侵蚀，也不可能正好完完整整侵蚀掉一只立耳吧?
因此，只有一种可能性——大鼎铸成当日，就没有那只耳!
可是，这种解释也很诡异。祭祀商王王后的鼎怎么可能是个残次品呢?工匠们造一个残次品祭祀王后这不是找死吗?如今已经出土的商朝的鼎一个个美轮美奂巧夺天工，他们是有这个水平达到完美的，祖庚会拿这么个破玩意祭祀母亲吗?——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天秘密?
让我困惑的第二点是：大收藏家肖寅卿为何当年愿意花二十万大洋收购此鼎，同时又要求把它切割成十块?二十万大洋折合成现在得两千多万，是一笔巨款。当然，为获奇宝而花重金是情有可原的，可又为什么会要求切割成十块呢?比如举个例子，你两千万买了个花瓶，然后把它砸了——这不是有病吗?图什么啊?炫富?听个响?洗钱?变相自杀?
一个民国期间数一数二的大收藏家做出此举，只有一种可能——他坚信，切割后鼎的价值绝不低于完整的鼎。可如果仅从收藏古董的角度来看，完整的一定优于残缺的，他作为大收藏家不会不懂这些啊?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再次仔细地盯着大鼎。
我专门对比了鼎耳与鼎身的连接处和鼎足与鼎身的连接处，细看过会发现，鼎耳与鼎身的连接处确有不完美的地方，明显不是同时期铸接而上的。可即便发现了这些，对我也没有实质的帮助，我仅掌握了一些散碎的素材，并没有办法将它们联系起来。
“周皓?”
一个半洋半中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起身看去，发现一个老外站在我身旁，正乐呵呵地冲我笑。
杰克——我们系的英语外教。大学里请外教是常有的事，不过让我很不爽的是，我们历史系居然也要请外教!我觉得历史系根本没有开设英语课的必要——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史，关英语什么鸟事。
更可气的是，我们考研居然也要考英语，这是被我们历史系和中文系骂得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学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历史，学他妈英语干什么?
不过骂归骂，话说回来，很多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在某些方面的确比本国的学者更为出色，他们研究历史的视角和方法是我们所不具备的。看看那些老外写的关于中国史的书，我们只能感叹——历史居然可以这么研究?于是，我们只能对国内的某些学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杰克给我们学校很多非英语类专业的本科生教授英文，一来一往彼此就有了些许联系。相比别的同学，我跟他的关系更密切些，因为我常拜托他从国外给我带些外国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书籍杂志，他也非常痛快，或者回国时亲自带，或者让朋友寄送，总之我看的很多外国书都是从他那来的。虽然我读了研究生后他不再教我，但因为借书的关系，我们还保持着联系。他没事常来我宿舍跟我扯东扯西，有时候还会跟李少威一起打打篮球、排球之类的，甚至我们还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因此我们算得上不错的朋友。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好奇地问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来学习啊。”他回答得很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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