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吉贤!
林吉贤一生只写过一本书，而书房中恰有这本书，于是我连忙将其打开平摊在我的面前——丁教授会把暗示以怎样的方式隐藏在书中呢?
林吉贤是个普通的工人，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疯狂年月里自学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写了一本所谓的“专著”，然后就恬不知耻地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自居，并以自己仅有的知识处处拍马逢迎、歌功颂德。对于工人和自学者，我从来都是抱有好感的，可对他，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不单单是因为他善于和乐于拍马屁，关键是他所写的东西不但几乎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对马列学说的引述和分析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不知所云。但就是这么一个家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竟然被作为偶像为人们所称颂，官方更是不遗余力地把他打造成全民榜样——一个无产阶级的工人，通过自学马列学说，竟写出了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哲学著作——在那个年代，不宣传这种人宣传谁啊?于是，他开始四处出席座谈会，到处演讲，俨然一位得道高僧，为普度众生而来。
火热年代过后，一时风光无限的林吉贤退出了历史舞台，终止了滑稽剧的上演，随后就“泯然众人矣”……
这么一个家伙写的东西，如果不是隐藏着丁教授的暗示，就算当擦屁股纸我都觉得恶心。可世事就是这么荒唐，现在的我不得不把这些文字当做宝贝一样一字一句地研读，这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和嘲讽。
整整三个小时过去了，我的脑子被这本书搞得天翻地覆，几次都想罢工，而肚子里更是胃酸翻腾，好多次都差点吐出来。丁教授啊，你没必要这么玩我吧?
我决定先换换脑子，等恶心劲儿过去后再接着读内容。于是我就像是谍战剧中研究密码本一样，从不同的角度琢磨起了这本书——竖着看，没发现什么藏头诗;斜着看，建立不起什么关联;把书倒过来，根本看不懂;快速翻页，没有影像出现;站在一米外看，没有名堂;两米外，也没名堂;五米外，什么都看不见;把眼睛贴在书上，依然没有名堂……
快崩溃的我还不要脸地采用了俄罗斯轮盘赌的方式——把书往空中使劲一扔，落地后哪页趴在地上就研究哪页——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绝望中的我急中生智竟想起了邮箱中的那组数字：WU415。先不管这封邮件是谁发的，也不管它跟丁教授有没有关系，反正能想起来的线索就先通通试试。于是我就开始找这本书的第415页，可惜，这本书根本没有这么多页。无奈之下我神经病般开始看第4页、第41页、第1页、第5页、第15页……总之凡是与这三个数字有关的页码，我全都做上了标记。
结果依然如故。
随后我又打起了别的数字的主意——丁教授的生日、我的生日、我入校的时间、我即将毕业的时间、论文答辩的时间、丁教授的年纪、他的学生数量、他家的门牌号、我的宿舍号、他的电话号码、我的电话号码……
最终我发现，这本书的每一页都被我做了标记——我真恨不得此时的丁教授能从骨灰变成活人，告诉我他到底想搞什么。
此时我才体会到什么叫黔驴技穷。我无望地斜靠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脑子快速运转着，玩命地思考着我到底遗漏了什么，难道是我考虑偏了?
高中时我参加过奥数班，那时候面对的全都是复杂的该死的数学难题。每次遇到复杂得任何公式都无法解决的题时，老师就会提醒我，越是复杂的题，很有可能程序越简单，你套用二十个公式无法解开时，没准一个巧妙的公式就能解开，之所以现在很困惑，很有可能是还没有找到那个简单而巧妙的公式。
这种经验一直伴随着我随后的求学和做人生涯。每次面对极为棘手的问题时，我就会想到这些，然后清理思路，去寻找最简单甚至最不经意的途径，结果往往是百试不爽。
这几十个小时遇到的问题已足够棘手，看来我不得不考虑最简单的方法了。目前想来，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林吉贤。找到他，我就不用跟这些该死的文字死磕，一切不明白之处只要张嘴询问即可。
但他早已“泯然众人”了，我该去哪找他呢?
虽然天花板就在我的眼前，但我眼睛里却是另外一幅画面，一幅寻找林吉贤线路的画面。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人找起来应该不难，不管他现在在哪儿，沿着他沉沦的轨迹总会找到他——只要他还健在。
此时我突然发现没有网络的难处。已经习惯了从网上搜寻所有问题的我此时却成了无米下锅的巧妇，如果能上网的话，即便找不到他现在的住所，至少能查出些蛛丝马迹，或者至少有个电话，可现在摆在眼前的只是些冷冰冰毫无用处的文字。早已被电脑和电话等现代化科技产品奴役的我此时感到了莫大的恐慌，仿佛没有了它们我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法宝。
当务之急，我得赶紧找台电脑，或者电话，否则我怎么去找这个目前看来无比重要的人物呢?
或者，让吴丽丽帮我找?
这个念头刚一出现，我就迅速否决了。毕竟在我心里，我和吴丽丽是相互利用关系，如果我把所有底牌都告诉她，那我就没有了利用价值。更何况，我根本就不希望意图还不明朗的大谷基金会得到全部的秘密。
52书库推荐浏览： 裴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