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负责监所工作，接到陌生电话是经常的事，吴戒之没在意。接通电话，一个陌生的、磁性十足的女声说：“哥哥，你好狠心啊，这么久，连个电话也不给娅娅打一个，她白想你了。”
“你打错了。”吴戒之挂了电话，但内心的恐惧像潮水一样泛起来。史晓梅!肯定是她，是她委托别人打的电话。但转念一想，我怕什么呢?证据已经毁掉了，空口无凭，何况过了这么久。他迅速做出决断，任她怎么纠缠，都不再理她。如果理睬了，那就真的说不清了。
“我是史晓梅，对不起，刚才我朋友打扰你了，我已经骂过她，以后不会再骚扰你，请原谅。”这是第一条信息，发信息的是另一个手机号码。
“你放心，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才忍不住对她说了我们的事，我会遵守诺言的。”这是第二条信息。
“对不起，让你心烦了，我朋友想为我打抱不平，被我制止了，你放一百个心，不会再吵你了。”这是第三条信息。
那天晚上，吴戒之失眠了。
第二天上午，吴戒之组织监管局的中层干部开了个总结会。在食堂里吃过中餐，想在办公室睡一会儿，眼睛刚眯上，短信提示音响了。
“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是娅娅的姐妹，她怀孕了，不敢告诉你。但她妊娠反应很严重，又很想你，我们想请你抽时间见她一面。”
吴戒之的心沉了下去。
有人说，人生是一条单行道，没有回头路。今天，他终于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感悟，有些错误真的不能犯。他晕晕乎乎地起了床，走出办公大楼，来到大街上。阳光依然灿烂，他的人生却正在向黑暗的深渊滑行。
手机响了。他恨不得把手机摔了。但他知道这样不行，应该想出对策。
电话里传来妻子的声音：“你在哪儿?怎么打办公室电话不接?你昨晚翻来覆去的，肯定没睡好，怎么中午不睡会儿?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在办公楼外面和人说个事，一会儿就回办公室。”他尽量把语气放轻松。
如果妻子知道了那些事，她会怎么想?这个家还怎么办?吴戒之的心一阵痉挛。他不能让妻子知道自己身陷其中，也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但愿史晓梅不要害自己。他要和史晓梅谈谈，用诚意感动她。
宾馆的房间里就史晓梅和一个同龄的女子，她确实正在干呕，卫生间里还有呕吐的残留物。
“对不起，当时忘了避孕。”史晓梅柔声说，“不论在东洲还是在澳门，我只与你一个人接触过，我丈夫到德国去一年了。”
吴戒之不敢相信，但又不能不信。他不敢赌，他怕身败名裂。“那怎么办呢?你丈夫如果知道肯定不好啊，是不是去打掉?”
“打掉很痛的，我已经打掉几个了……”史晓梅突然嘤嘤地哭了起来。
陪同的女人自称王文莉，这时开口说：“你们男人要体谅女人的痛苦，不要随便喊进医院。不过，你们这种情况也只有打掉……我会慢慢地劝她的。不过，你是男人，自己做的事就要负责。她虽然有钱，但相关费用你还是要主动承担。”
吴戒之听说出钱可以摆平，立即松了一口气。钱能摆平的事都是小事。吴戒之与王文莉谈好，自己出两万元钱，王文莉陪史晓梅一起去市立医院做手术。
第二天上午，吴戒之便把钱打到史晓梅提供的一个银行账号上。中午，史晓梅给他发信息，又变卦了，不肯去医院。她要跟丈夫离婚，生下这个孩子。她发誓，不拿这个孩子威胁吴戒之，也不要吴戒之一分钱。
晴天霹雳!吴戒之再次赶到那家宾馆，房间里除了王文莉，还有两个同龄的女人，一个叫刘丽华，一个叫李立芳。看到吴戒之，她们一齐劝说史晓梅把孩子打掉算了，吴政委前途无量，不能因为这点儿事毁了。
史晓梅嘤嘤地哭：“我是那么爱他，他却只想把骨肉拿掉。我想嫁给他啊!我的婚姻反正已经名存实亡了，我这就回去把婚离了……”
吴戒之简直要爆炸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闹腾了一会儿，王文莉把吴戒之拉到一边：“史晓梅昨天答应得好好的，今天又变卦了，是不是觉得钱太少了?要不你再出点儿，让她心里平衡，也许就去医院了。”
吴戒之只有答应。开始史晓梅要一百万，姐妹劝了一会儿，降到八十万，然后又降到五十万。吴戒之没这么多钱。最后史晓梅同意吴戒之写借条，三个月内还清。拿着借条，史晓梅满是泪痕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第二天，吴戒之便筹划着借钱。他不敢跟妻子讲，只得在一些与他关系好，而与妻子不熟的朋友身上打主意。中午，电话又来了。这次是史晓梅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哭着说：“我爱你，我要嫁给你，你别想用五十万就把我甩了。我要你现在就过来陪我!我要跟你结婚!”
“结婚”这个字眼在吴戒之的耳边不断地回响。对他来说，这是个庄严的字眼，但它却从史晓梅搽着赤褐色口红，说着“我要一百万”的丰唇里说出来。她还随处丢着妩媚的眼神，装出含羞矜持的样子——这是她说谎前的惯用动作。回忆涌现，尔雅宾馆那充满不堪记忆的房间，他仍能闻到那房间的味道——史晓梅身上熏人的香水味和空调机里冷气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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