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搜查的时候，看过这两个房间吗?”
“没有。”
“那么在那之后呢?有没有去看过?”
“进去过一次储藏室，另外一间没有去过。那个房间一直都是锁着的。”
就在这个时候，法官的眼皮不停地跳动着，就像是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奚斯没有进一步发问，坐了下来。
在多柏斯小姐准备再度离开证人席的时候，罗蓝突然走了出来。
“刚才你已经对伯林汉先生经常佩戴的圣甲虫饰品作了说明。”他说，“你说1902年11月23日，伯林汉先生去赫伯特先生家的时候，并没有佩戴这个饰品。你真的可以确定吗?”
“是的，我可以。”
“对于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特别谨慎。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可以发誓，那个时候他的表链上确实没有挂圣甲虫宝饰吗?”
“是的，我发誓。”
“那你留意过他的表链吗?”
“没有，我并没有特别留意。”
“既然这样，你怎么能那么确定圣甲虫宝饰没有拴在表链上呢?”
“因为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因为如果它挂在那里，我肯定会发现。”
“伯林汉先生的表带是什么样的?”
“最普通的那种。”
“我的意思是，它究竟是链子、缎带还是皮带?”
“我想应该是链子吧!也有可能是缎带……当然，也许是皮带。”
法官白了她一眼。罗蓝继续追问道：
“你究竟有没有注意，伯林汉先生到底戴的是哪一种表带?”
“没有。我为什么要注意?跟我又没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偏偏对那个宝饰如此肯定?”
“是的，十分肯定。”
“你的意思是，你注意到了?”
罗蓝停了下来，无奈地看着证人。旁听席传来一阵窃笑声。这时，法官终于按捺不住了，他问道：“这个问题你到底能否明确地回答?”
多柏斯小姐不再吭声，突然她低下头啜泣起来。
罗蓝赶紧坐了下来，停止了提问。
多柏斯小姐离席之后，进入证人席的有诺巴瑞博士、赫伯特先生，以及车站寄物柜的管理员，但是这三个人都没有提供新的线索，只不过进一步证实了杰里柯和女仆的证词。接着走入证人席的是在悉德卡发现尸骨的那名工人，他复述了一遍曾在死因调查庭中说过的话——弃置在水芥菜田里的骨头不会超过两年。苏玛斯医生最后一个被传唤。他简短地叙述了自己检验骸骨的过程，然后罗蓝律师开始了提问：“你听到杰里柯先生对立遗嘱人外貌的描述了吗?”
“是的。”
“你检查的死者的骸骨与那些描述吻合吗?”
“大致是一样的。”
“请你明确地回答，是或者不是。”
“是的。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对于死者身高的看法，只是我的推测。”
“这个我能理解。根据你的检查结果，以及杰里柯先生对立遗嘱人的特征描述，能不能说那些骸骨是属于约翰·伯林汉先生的?”
“是的，有这种可能。”
听完这句证词，罗蓝坐了下来;而奚斯立刻站了起来，开始对他进行询问。
“苏玛斯医生，在检查那些骸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特征让你认定骸骨是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属于身高、年龄、体格类似的一群人的?”
“很遗憾，没有。”
奚斯没有再发问，于是苏玛斯医生离开了证人席。
这时，罗蓝站起来陈述了他诉请本案的目的，法官昏昏欲睡似的点了点头;接着奚斯代表辩方作总结，他的陈词非常简短，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简单地反驳了申请人律师的说辞。在指出立遗嘱人失踪时间过短，不能作出死亡判定的请求之后，奚斯说道：“所以本次申请案应该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原告律师认为立遗嘱人已经死亡，那么就必须有证据来证明。可是他提出证据了吗?我认为没有。他只是一再指出，立遗嘱的人无依无靠，没有任何牵挂，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可以自由来去，所以没有任何失踪潜逃的理由和动机。这些便是对方申辩的内容。另外，他巧夺天工的演说，也许不止是想证明这一点。因为，如果立遗嘱人果真是像对方辩解的那样，立遗嘱人是一个充分拥有自由的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失踪;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因为他拥有自由，所以他可以毫无顾忌地不告而别?对方律师声称，立遗嘱人能够凭借心情随意去任何地方，因此没有潜逃的必要。我倒想说，既然他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以随意来去，那么他利用这种自由，也不足为奇!对方律师指出，立遗嘱人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消失了，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准备去哪里。我倒想问，他要通知谁呢?他无依无靠，不需要为谁负责，他的存在与否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假如有突发情况，需要他立刻出国，他没有理由不去!对方律师还说过，立遗嘱人在没有作出任何安排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地离开了。我要问问在座的各位，对于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将所有事物交给谙熟一切业务，并且值得完全信任的律师去处理的立遗嘱人，这种说法成立吗?当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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