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6日，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CWA)授予福赛斯终身成就奖——“钻石匕首奖”(Cartier DiamondDagger)。
第一部 密谋
巴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早上六点四十分。天很冷，特别是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之时，更显得寒气逼人。
在福尔·迪夫里堡的庭院中，一根行刑柱插在冰冷的砾石地里。法国空军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站在柱子前，双手被绑在柱子后面。他凝视着二十米开外面对着他的那队士兵，眼中的疑惑慢慢消退。
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截断了这最后时刻的阳光。他用一只脚蹭了蹭脚下的砾石，略微舒缓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士兵们将子弹推入枪膛，拉上枪栓。在二十支来复枪拉开枪栓的咔哒声中，牧师的祷文显得十分虚弱无力。
院墙外，一辆贝利埃特大卡车正鸣着喇叭，想要穿过前面交叉路上一堆驶向市中心的小型车辆。喇叭声刚好盖住了行刑队长官的“瞄准”口令。枪声响起，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却连一点涟漪都没被激起，甚至还不如空中鸽子拍翅膀的声音维持得长久。喇叭声慢慢消散了，那致命一枪的声音也渐渐消弭在院墙外逐渐喧腾的交通噪音里。
这个军官是“秘密军组织”杀手组的负责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法国总统。他的死亡原本被认为是一种终结——随着他的死亡，谋刺总统的活动也应该就此结束了。然而，命运就是喜欢嘲弄人，实际上，它却恰恰标志了一个新的开始。要解释这一点，必须首先回头看看，为什么在这个三月的早晨，在巴黎城外军事监狱的院子里，吊起了一具被打成筛子的尸体。
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即使已经是晚上七点，气温仍然有二十三度。整个城市都热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个没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进车里，去乡间度周末了。
太阳终于沉落到巴黎宫墙的后面，长长的影子穿过院落，带来了令人舒适的凉爽。此时，有那么几个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们决定，有一个人必须死，他就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
市民们正准备逃离炎热，去海滩和河边消暑纳凉;而在巴黎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里，内阁会议却仍在进行中。十六辆黑色雪铁龙DS型豪华轿车正停在背阴处。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圆圈，占据了茶色砾石铺就的前庭四分之三的空地，靠西侧的墙边是阴影最先盖住的地方。司机们躲在这里阴影的最深处，相互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主人的到来。
今天的内阁会议比平时长，所以抱怨也比往常要多些。直到七点三十分，一个身披链饰、挂满勋章的礼宾官才出现在六级台阶顶端的平板玻璃宫门后面，朝卫兵招手。司机们把手里抽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砾石地里。大门两边的安全人员和岗亭里的士兵站得笔直。巨大的铁栅栏门开了。
第一批部长出现在玻璃门后的时候，司机们已经发动了汽车。礼宾官拉开门，内阁成员纷纷走下台阶，互相道着周末好好休息的祝福。汽车按照先后顺序排在台阶下，礼宾官弯腰拉开车的后门，部长们爬进各自的汽车，经过向他们敬礼的共和国卫队士兵，驶出大门，驶向新区的奥雷诺街。
不到十分钟，他们都走了。两辆加长的黑色雪铁龙DS19型轿车还在院子里，慢慢驶向台阶。第一辆车插着标志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三角旗，开车的是弗朗西斯·马罗克斯，他是一名警察，来自沙托里国家宪警总队培训总部。他生性沉默冷静，从不参与司机之间的玩笑;他开车既快又安全，一直是戴高乐的私人司机。除了马罗克斯，车里没有其他人。紧随其后的第二辆DS19也由一名来自沙托里的宪警驾驶。
七点四十五分，又有一批人出现在玻璃门后面，砾石地上的警卫再一次立正站直。夏尔·戴高乐身着惯常的深灰色双排扣套装，系着黑色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按照老式的礼节，他为伊冯娜·戴高乐夫人拉开门，让她先出去，然后挽着她的手，领着她走下台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他们在车边分开，总统夫人钻进前面那辆车的后座左边，总统从右边上车，坐在她的身旁。
他们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时任法国陆军装甲和机动部队的总参谋长，检查确认了车的两个后门都锁好后，坐在了前排马罗克斯的旁边。
其他两名陪同总统夫妇走下台阶的官员坐进第二辆车。身材魁梧的亨利·德茹代尔是今天的当值保镖，他是卡比尔人，来自阿尔及利亚。他坐到前排司机的边上，松了松腰际的大左轮枪，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从这一刻起，他的眼睛就开始不停地转动。他不是在看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第二个人向留下来的当值警卫说了句话，然后钻入车的后排。他就是让·迪克雷，总统的警卫队长。
西侧墙的旁边，有两个戴白色头盔的摩托车手。他们发动引擎，缓缓驶出阴影，朝大门驶去。他们彼此相距十英尺，并排在出口处停下来向后望。马罗克斯将第一辆车驶离台阶，转向大门，开至摩托车警卫的后面，第二辆车也紧随其后。这时是晚上七点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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