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铁栅栏门再次打开，这支微型车队经过站得笔直的卫兵，驶入奥雷诺大街，行至大街尽头后，便进入了马里尼街。栗子树下有个年轻人，戴着白色的摩托车专用头盔，站在一辆小型摩托车旁。一看到车队经过，他便从路边骑出，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八月的周末，路上的交通一切如常，总统出行也没有事先通知。只有前导摩托车的警笛声向执勤交警通报着车队的到来。交警们疯狂地吹着哨子，挥着手，及时拦住其他车辆，让车队通过。
车队在林荫道上加快了速度，飞速冲进了克莱蒙梭广场的阳光中。车队笔直地穿过广场，向亚历山大三世桥开去。那辆小型摩托车车手一直跟在官方车队的后面，没遇到任何麻烦。过了桥，马罗克斯跟着领骑的摩托车驶入加列尼将军大道，然后是宽阔的荣军院大道。跟踪的摩托车车手现在知道他要的答案了。他在荣军院大道和德瓦雷纳大街的十字路口处放松了尖叫着的油门，驶向街角的一个咖啡馆。他走进咖啡馆，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大步走向咖啡馆后面的电话机，打了一通本地电话。
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等在默东郊区的一个咖啡馆里。他三十五岁，已婚，有三个孩子，在空军部工作。他有着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内心却对夏尔·戴高乐充满深深的仇恨。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交给阿尔及利亚人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让他在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的人民的背叛。
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没有让巴斯蒂安—蒂里个人损失什么。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爱国者。他坚信，一定要杀死这个他认为背叛了法国的人，以此来表达他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有着和他一样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和他一样成为疯狂的“秘密军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推翻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里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来的时候，他正呷着一杯啤酒。酒吧侍者把电话递给他后，就去酒吧的另一头调电视去了。巴斯蒂安—蒂里听了一会儿，小声地对着话筒说：“很好，谢谢你。”然后便挂断了电话。酒钱已付，他慢步踱出酒吧，来到人行道上，拿出夹在腋下的一卷报纸，小心地打开两次。
街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放下一楼房间窗户上的蕾丝窗帘，转过身对着屋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是第二条路。”五个年轻人立刻停止绞动自己的手指，跳了起来。他们都不是老练的刺客。
另外七个人年纪要大一些，相比之下没那么紧张。这群人的首脑是这次暗杀行动负责人巴斯蒂安—蒂里的副手——中校阿兰·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一个右翼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士绅家庭。他也三十五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坦，三十九岁，宽肩膀，方下巴，是一名“秘密军组织”的狂热分子，以前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的农业工程师。两年后他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秘密军组织”最危险的刺客之一了。他腿上受过伤，所以大家都叫他“瘸子”。
年轻女子宣布了消息之后，这十二个人从楼后鱼贯而出，来到房子侧面的路上，那里停放着六辆偷来或租来的汽车。这时是七点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里花了好几天亲自研究这次暗杀的地点，测算射击的角度，汽车行驶时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队的必要火力强度。他选的地点是解放大街，这条马路很长，笔直地通向小克拉马尔区的主要交叉路。暗杀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狙击手和协作成员组成，计划在总统的专车到达交叉路两百码前开火。他们将躲在停靠在路边的雷诺小货车后面，这个位置的射击距离和角度极佳，命中率很高。
根据巴斯蒂安—蒂里的计算，当和货车并排的时候，头车会被一百五十发子弹射穿。总统专车停下来后，“秘密军组织”的第二组就从支路上冲出来，近距离扫射，干掉警卫的车辆。两组人一起再花上几秒钟就能处理掉总统等人，然后就冲向停在另一条支路上的三辆车撤离。
作为行动组的第十三个人，巴斯蒂安—蒂里亲自望风。八点零五分，组员均已各就各位。巴斯蒂安—蒂里则悠闲地拿着报纸，站在一百码外的埋伏地点——靠近巴黎方向的一个汽车站旁。第一突击小组的组长塞奇·贝尼耶届时会站在雷诺小货车边，看到挥动的报纸就会向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草丛里的狙击手下达命令。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会开车拦截警卫，“瘸子”瓦坦则举起冲锋枪扫射。
当小克拉马尔路边的枪机保险打开的时候，戴高乐的车队刚刚冲出拥堵的巴黎市中心，到达郊区宽阔的马路上，这时车队的速度差不多提到了每小时六十英里。
道路豁然开朗的时候，弗朗西斯·马罗克斯看了一眼手表，觉出身后那位老将军有些焦躁不耐，于是开得更快了些。两辆摩托前导车已落到车队后面。戴高乐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他很乐于一有机会就让他们离开。车队就这样进入了小克拉马尔的勒克莱尔大街。这时是八点十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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