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劳埃德已经注意到他所暗示的法国安全局和英国情报处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他也没露声色。
“你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托马斯问道。
“有意思。”劳埃德望着河面，说道，“你还记得菲尔比的案子吗?”
“当然。”
“我们的部门里对这个案子一直余恨未了，”劳埃德继续道，“他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到了贝鲁特。当然，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这事当时在情报处内部闹得一塌糊涂。很多人都被调动了位置。如果不这样，他就得把阿拉伯地区以及其他很多地区的大多数人都挖出来。需要尽快转移的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在加勒比地区的首席代表。他之前和菲尔比一起在贝鲁特待了六个月，然后才去的加勒比。”
“与此同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城外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被人暗杀了。据报告说，他是被游击队击毙的——他有很多政敌。我们的人那会儿刚刚回到伦敦，在他被重新安置前，我和他有一段时间曾共用一间办公室。他提过一个传闻：特鲁希略的车是被一个戴面具的人一枪打停的。埋伏的人随之冲了上去，炸开车，把里面的人干掉了。那一枪真他妈准——从一百五十码外射向一辆疾驰的车。子弹穿过司机旁边车窗的那个小三角——只有那块不是防弹玻璃，除此以外整部车都是装甲的。子弹正中司机的咽喉，他翻了车。之后游击队才围了过来。奇怪的是，据说枪手是个英国人。”
长时间的沉默。空啤酒杯在手指间晃来晃去，两个人凝望着愈发漆黑的泰晤士河，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景象：遥远而炎热的岛国，贫瘠恶劣的地理环境，一辆轿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在沥青公路上疾驶，正要进入山区;一个身穿黄褐色斜纹布衣服，佩着金色绶带的老头被人从汽车残骸里拖出来，躺在公路的尘土里，等待着被手枪结果性命。这个老人已经以他的铁腕无情统治了这个国家三十年。
“这个……传闻中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吗?”
“我不知道，也不记得了。只是在办公室闲聊时说起来的。那时候我们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忙，才不会去关心一个加勒比独裁者呢。”
“那个伙计，告诉你这件事的那个人。他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吗?”
“肯定写了。标准程序。但那只是个传闻，明白吗?只是个传闻。没有凭据。我们要的是事实，实在的情报。”
“但它一定建档了，被归在了什么地方。”
“估计是，”劳埃德说道，“肯定级别很低，那只是当地酒吧里的一个传闻。那地方盛产传闻。”
“不过你能回去看一眼档案吗?看看这个山上的家伙有没有名字。”
劳埃德离开了栏杆。
“回家吧，”他对警司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他们回到酒馆里，放下酒杯，向迎街的店门走去。
“非常感谢，”两个人握手告别的时候，托马斯说，“也许那份档案里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寄希望于万一吧。”
托马斯和劳埃德在泰晤士河边交谈时，豺狼正在米兰的一家屋顶餐厅把他的最后几滴萨白昂饮料倒进嘴里;而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则在巴黎内政部的会议室出席第一次进展报告会。
出席会议的人和二十四小时之前的会议一样。内政部部长坐在桌子的顶端，各部门的负责人从桌子两边顺次排下来。克劳德·勒贝尔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面前放着一个小文件夹。部长点了点头，示意会议开始。
他的办公室主任首先发言。在过去的一天一夜里，他说道，法国每个边境检查站的海关人员都接到指示，彻查进入法国境内的高个子男性，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尤其要检查护照，由边境检查站官员仔细核对，看是否出自伪造，边境检查处的负责人对此点头表示确认。游客和商人进入法国时可能会觉得海关忽然加强了戒备，不过这种对行李的检查并不会让人发现，遍及全国的这种戒备只是针对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如果任何一个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对此提出疑问，答复将是“没什么，只是常规抽查”。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此类问题。
他要汇报的还有一件事。有人提议考虑对在罗马的三名“秘密军组织”领导人实施突袭逮捕的可能性。出于外交原因，外交部强烈反对这个建议(外交部并不知道有关豺狼的阴谋)，并得到了总统的支持(总统是清楚原因的)。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案。
安全局的吉布将军报告说，在对他们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全面筛查之后，没有发现“秘密军组织”及其同情者之外存在这样一个职业政治刺客，甚至连嫌疑人都没有。
情报局负责人报告说，对法国刑事档案进行的彻底搜索结果也是同样如此，搜索的范围不仅仅是法国人，还包括曾经试图在法国行动的外国人。
然后是边境检查处的负责人汇报。早上七点三十分从靠近北火车站的邮局截获一个电话，所叫号码是三名“秘密军组织”的首脑所在的罗马酒店。他们在那儿已经待了八周了，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已经得到指示，报告所有打给那个号码的电话。那天早上值班的接线员反应迟钝，直到电话接通才意识到这是列在他的单子上的特别号码。他接通了电话后才致电边境检查处。不过，他还是知道要监听的。电话的内容是：瓦尔米致普瓦捷。豺狼已漏气。重复一遍。豺狼已漏气。科瓦尔斯基被捕。死前招供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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