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特莱克先生很看重画作送过来时所填写的厚厚的表格。他最喜欢艺术家的信息已经写明的作品，这样至少可以为最终的目录编写者提供一个名字和大致日期，这样作品的信息自然一清二楚。
他选定的可进行拍卖的作品被放置在一边。秘书会写信给作品的主人，询问其是否愿意按建议的估价出售。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原先的表格上就会设定一个条件：该画作不得被挪往别家。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作品的主人就要把该艺术品取回，不可拖延。放在这里是要钱的。一旦选定，并且在收到主人的出售授权后，莫特莱克就会挑选作品，放入即将到来的拍卖会，并据此准备目录。
那些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认为勉强可以通过的，由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创作的名不见经传的作品，简介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词语：“有吸引力”，意思是“如果你喜欢这类东西”;或者“不同寻常”，意指“一定是吃饱了没事干才创作这个的”。
在鉴定了大约三百幅画作后，莫特莱克和他的两位评估助手对没名气的作品的鉴定工作已经进行了大半。他只选了十幅，其中有荷兰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5]画派的一件惊人作品，不是阿德里安本人所创作的，是一位学生的作品，但可以接受。
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从来不会为达西大厦选择拍卖价格低于五千英镑的物品。骑士桥的著名拍卖行是不经手便宜货的，而且，低于此价出售时，拍卖人所得的佣金也微不足道。小拍卖行也许会受理起拍价为一千英镑的油画，但达西大厦不会。而且，定于一月下旬举行的下一次拍卖会已经有了许多拍品。
在第五天临近午饭时，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伸伸懒腰，揉了揉眼睛。他已经鉴定了二百九十份破烂货，什么宝贝也没找到。看来，十件“可接受”物品是极限了。他对员工说：“我们要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我们不是慈善机构。”
“还有几件，本尼?”他扭过头去问身后一位年轻的助理估价师。
“只有四十四件了，塞贝。”年轻的本尼回答。他用的是大家互相熟悉的名字。莫特莱克十分坚持，为了营造亲密友好的工作氛围，在他的专业工作小组里，大家都要这么称呼彼此。即便秘书也要直呼他的名字;只有搬运工的称呼是用姓的，而他们都叫他“老板”。
“有宝贝吗?”
“恐怕没有。都没说明归属、时期、年代、画派或出处。”
“也就是说，都是业余的家族收藏。你明天还来吗?”
“来的，塞贝，我想我会来的。要整理一下。”
“好的，本尼。那么，我要去参加董事会午餐了，然后就回郊区的家去。你帮我处理剩下的那些，好吗?你知道套路。写一封有礼貌的信，一封象征性的评估报告，让女秘书迪尔德丽录入电脑，打印出来，然后把信全都寄出去。”
在欢快地说了声“各位圣诞快乐”后，他就走了。几分钟之后，两位参加鉴定会的助手也跟着离开了。本尼把经过鉴定(且已被淘汰)的最后一批画放回储藏室，并把余下四十四幅带到灯光更为明亮的鉴定室。下午他要来鉴定一批，其余的留待第二天处理，之后回家过圣诞节。做完这些，他从口袋里取出几张午餐券，朝职工食堂走去。
那天下午，他设法完成了三十幅“没名气”作品的评定，然后回到位于伦敦北部拉德布罗克丛林路的公寓里。
二十五岁的本尼·伊文思能够进入达西大厦工作，其本身就是坚持不懈努力的成果。前沿的办公室职员，即要与公众实际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是衣冠楚楚、谈吐优雅的人物;相应地，内勤工作人员则由年轻漂亮的女士所组成。
介于他们中间的是那些穿制服的门卫、招待，以及承担着把艺术品挂上摘下、搬来搬去的穿工装裤的搬运工们。
在这些门面和花瓶之后的是专家，其中的精英就是估价师，没有他们的专业技能，整幢大楼就会坍塌。他们具有敏锐的眼光和惊人的记忆力，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辨别出平庸中的精华、赝品中的真迹以及精品中的糟粕。
在高级管理层里，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那班人可谓大人物，因为累积了三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和业务技能，他们有权拍板做主。本尼·伊文思则与众不同，敏锐的莫特莱克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因此把本尼招进了达西大厦。
他看上去不像是搞这一行的。要成为伦敦艺术圈的一分子，必须首先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他没有文凭，没有气质，头发乱糟糟的，东一撮西一簇地歪在脑袋上，要是他光顾杰明街上的理发店，恐怕连资深理发师也对此束手无策。
在他抵达位于骑士桥的达西大厦时，他那副破损的塑料眼镜架上还缠着胶带。他根本没有必要在星期五穿得随便一些——因为他平常就已经这样穿了。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兰开夏郡口音。面试时，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曾不可思议地盯着他看。直到他考完本尼关于文艺复兴的知识时，才不顾其外表和同事们的反对，坚持录用了他。
本尼·伊文思来自布特尔一条小街上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名工厂工人。他在小学里并不突出，初中毕业时也成绩平平，此后没再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但在他七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使得其他情况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的老师给他看了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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