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尊敬的法庭，辩方并不否认一个人已经悲惨地死去。所以，他不可能死而复生为本案提供任何证据。他的确切身份也因此变得不是十分相关了。辩方必须因此而重复这个问题：检察院是否准备好了进入审判程序?”
法庭内一片静寂。
“森德兰小姐?”斯坦法官温和地询问。
森德兰像是一名飞行学员在初次单独驾驶飞机。飞机的发动机刚刚发生爆炸，而且有人在问她打算怎么办。
“我相信检方的案子已经完整了，阁下。”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这样的话，地方法官先生，我想申请在本周内进行全面的审判程序。我们双方都明白‘正义的延误就是正义的否认’这句谚语。我的当事人到现在已被羁押两个星期，为的是一项他们声称没有犯下过的罪行。既然控方和辩方现在都已做好准备，我们要求不能再继续延误了。”
乔纳森·斯坦法官陷入沉思。范西塔特正要实行的是高风险的策略。在羁押期间，地方法官的工作不是去发现被告没罪还是有罪，而是要判定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是否存在，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把案子呈交给中央刑事法院，即著名的“老贝利”进行全面审判。一般惯例下，资深律师要到那个时候才会出庭。如果这位皇家法律顾问范西塔特已经决定屈尊在海伯利法院出庭，看来他似乎要进行一次“无辩可答”的战术。
“那就同意了，”他说，“这个星期。”
“先生，辩方将会请求，不是现在请求，届时控方要带来其所有的证人，以进行交叉询问。”
那么，这要成为一次实打实的彩排了。当辩方律师交叉询问时，他将揭示被告讲话的要点。照理来说，该由控方把其掌握的证据向辩方展示，而辩方则保持其战略的机密直到审判阶段。辩方突然出示一项使警方没有时间去核查的不在现场证明，只有这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
“同意。森德兰小姐，请在本星期内准备好你们的证人，然后把他们带到法庭上来。”
第十六天，星期三
普拉芭妮·森德兰心烦意乱。她带着恐惧去见皇家检察院的一位上司。
“先生，下星期二，我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的指导。我对付不了范西塔特。”
“普拉芭妮，你必须去对付他。”她的部门领导说，“我手下的一半人手仍在外地度假。现在是讨厌的八月份，这你是知道的。其他人也都忙得焦头烂额呢。”
“可是，先生，那个范西塔特。他会折磨控方的证人。”
“听着，这只是一次审讯。一个手续。他要进行一次战略冒险，这风险太大了。法庭的审理笔录能使我们了解他的整个辩护过程。好极了。我倒希望这种事情能经常发生呢。”
“但如果斯坦法官否决指控呢?”
“你听着，普拉芭妮，你扯得太远了，而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斯坦不会否决的。他看到这个案子时，就知道这是一个确凿的案件。我们已经获得了帕特尔先生的指认以及他磐石般坚定的口供。如果他能出庭作证，斯坦就会把案子呈交到刑事法院。不管怎么说，没有帕特尔，我们就赢不了这个案子。现在去做准备工作吧。”
那天下午，事情变得更糟。地方法院的书记官长来电话了。工作计划出了问题，星期五整整一天没事情，书记官问她是否同意安排在星期五，普拉芭妮·森德兰快速思索了一下。除了证人帕特尔先生和遛狗的惠特克先生，她那边的其他人全是专家。他们肯定会同意。她要求给她一个小时，并开始到处打电话联系。四点钟时，她致电书记官答应了这项变动。
詹姆斯·范西塔特在五点钟接到电话。他也同意了。彭顿维尔监狱也被通知到了。庭审被安排在一号法庭，时间是星期五上午十点钟，由乔纳森·斯坦法官主持。
第十八天，星期五
检察院方面有十一个证人，首先由那位第一个抵达犯罪现场的警员作证。他证实，在那个星期二下午刚过两点时，他与一位同事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里，这时候控制中心打来电话，要求他们去天堂路，那儿的人行道上有一位遭到袭击的受害者。于是他们去了，在接到电话后四分钟内赶到。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照料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而他的同伴则打电话请求支援。不到五分钟，一辆救护车抵达，把受害者送去了医院。之后的十五分钟时间里，一位穿制服的督察到达后接管了现场。
詹姆斯·范西塔特朝这位年轻人露出笑脸。
“没有问题。”他说。完成任务的警察回到位于法庭后方的位置。第二名证人是那位穿制服的督察。他的陈述过程也是由森德兰小姐引导的。最后，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督察，在你抵达现场时，街上是否已经聚集起了一些人来?”
“是的，先生。”
“是否有其他警察与你在一起?”
“是的，先生。总共有十位警察在场。”
“你是否为找到可能目击了袭击事件的目击证人，派他们和每一位在场的群众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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