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祈求来一阵凉风或者太阳快点下山。没有凉风,但曝晒了十二个小时后,太阳西下,温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下午三四点钟时,利默尔森手下的一名年轻上尉意外地走进院子。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了。我在他身后追赶,大声喊‘我这里需要帮助’。他回过头来说‘我会尽力的’,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也许他确实做了些事情。一个小时以后,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送来了一推车的药品。有止血包、吗啡、磺胺药物等等。太阳下山后,最后一批伤员来了,这次全是德国兵,约有二十人,加上他们,我们这里的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名。黑暗中,她回来了。”
“那个姑娘吗?那个奇异的姑娘吗?”
“是的。她出现了,如同头天晚上那样。城墙外面,炮声似乎终于停止了。我猜同盟国军队是在准备他们最后的突破性进攻,以摧毁锡耶纳的防线。我祈求我们能幸免于难,尽管希望渺茫。到最后,除了伤员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哭声和偶尔的尖叫声,院子里很静。”
“我听到她的衣袍靠近我时发出的悉率声,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装甲掷弹兵动手术,他失去了半边下颚。我转过身,她就在眼前,正把毛巾浸到木桶里的清水中。她笑了笑,在躺在地上的伤员间穿行,跪在他们身边,擦拭他们的额头,轻柔地触摸他们的伤口。我叫她别去碰敷料,但她没理会。”
“那是同一个姑娘吗?”美国人问道。
“是同一个姑娘。没有其他人。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了头天晚上没有发现的细节。她穿着的不是棉布衬衫,而是某种表示宗教级别的服装,那是见习修女的衣服。然后我意识到,她一定来自锡耶纳市内的某个女修道院。而且那件衣服上有个图案,深灰色盖在浅灰色上面,是基督的十字,但有点不同。十字的一条横杠断裂垂下来,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夹角。”
来自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越过屋顶传了过来。旗手们已经完成表演,之前关在市政官宫殿院子里的十匹马放了出来,来到沙地赛道上。因为这是无鞍赛马会,它们身上配有缰绳,但没有马鞍。赛马会的旗帜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阵更响亮的欢呼声。
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伤的脚踝。
“我觉得我能这样慢慢走。”她说。
“再等一会儿,甜心,”她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二十个,也就是最后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用新到的设备和药品,去给头天晚上的伤员作进一步治疗。我现在有吗啡和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得平静些。”
“有人死去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清凉的井水擦拭他们的脸,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我二十四小时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药品用完,我已经无事可做,勤务兵们也已经在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那张锡耶纳居民曾经用来吃饭的手术台旁,脑袋枕着双臂睡了过去。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带回来满满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战争开始时就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巡视了遍院子,俯身检查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很高兴。”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可能。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经验又是那么少。”
“这天是七月二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同盟国军队最后攻进来了?”
“错。他们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的指挥官之一。他在一九四○年获得元帅军杖,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而在节节落败时,要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过程中撤退则比较难。”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奥地利。到一九四四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和供应品,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国军队本应在仲夏时就已横扫整个意大利,是凯塞林让他们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凯塞林不是野蛮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的罗马市内桥梁。那都是建筑瑰宝。凯塞林拒绝执行命令,这帮助了同盟国军队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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