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走进设在卡姆登的美军办事处说：“我要参军。”
那时候，每一位年满十八岁的美国青年都有义务服兵役。但大多数青年以及他们的家长都想极力逃避。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位军士长伸手索要征兵证。
“这个我没有，”加尔文·德克斯特说，“我是志愿要求参军。”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军士长抽出一张表格向他推了过去，一边死死地盯着他，好像一只追猎的雪貂不肯让这只野兔逃走。
“哦，好的，小伙子。这么做很聪明。是听了一位老者的忠告吧?”
“是的。”
“干上三年，而不是要求的两年，就有机会得到更好的职位和更多的职业选择。”他俯身向前，似乎是在透露一项国家秘密，“干三年，说不定你还能避开越南呢。”
“可我正想去越南。”穿着沾满尘土的工作服的小伙子说。军士长考虑了一下这句话。
“好吧。”他慢慢地说。他也许想说，“真是不识时务。”但实际上他说出来的是：“举起你的右手宣誓……”
三十三年后，这位以前戴过安全帽的人把四只橙子塞进榨汁机，再次用毛巾擦了一遍他湿漉漉的头发，拿上那叠报纸，端着果汁走到客厅。
他先看那本专业技术杂志。《经典飞机》并不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刊物，在彭宁顿村需要办理专门的订阅手续才能够看得到。这份杂志是专为那些喜爱经典飞机和二战期间飞机的读者服务的。跑步者翻到广告部分去看招聘启事。他停下来，那杯果汁举在了离嘴边不远的半空中。他放下玻璃杯，又把那条启事读了一遍。启事写道：诚招复仇者。报酬无上限。有意请来电。
如果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格鲁曼“复仇者”鱼雷轰炸机，那不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它们只出现在博物馆里。所以，有人已经发现了联络代码。还附有一个号码。那肯定是一个手机号码。
这一天是二〇〇一年五月十三日。
第二章 受害人
里基·科伦索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在二十岁时死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的一个粪池里的。他的生命不应该那样结束。他理应住在美国，获得大学学位，娶妻生子，自由自在地追求幸福，过上体面的生活。事情出了差错，因为他太善良了。
早在一九七〇年，一位叫阿德里安·科伦索的年轻聪明的数学家，当上了华盛顿郊外乔治城大学的数学教授。当时他才二十五岁，能评上这种职称算是相当年轻的了。
三年后，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一个夏季讲座。在听课的人群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叫安妮·埃德蒙。虽然她几乎听不明白他的讲座，但为他神魂颠倒，于是通过密友安排了一次见面。
阿德里安·科伦索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父亲，这使她又惊又喜：她已经有五六个追猎财富的求婚者了。在返回旅馆的汽车里，她发现他不但精通微积分运算，而且接吻也很有水平。
一星期后，他飞回华盛顿。埃德蒙小姐可是说一不二的。她辞去工作，在加拿大领事馆找到一份闲职，在威斯康星大道旁边租妥一套公寓，带着十件行李跟过来了。两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了。婚礼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随后小夫妻去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卡尼尔湾度蜜月。
作为嫁妆，新娘的父亲在内布拉斯加大街旁边的福克斯路上购置了一座很大的乡间别墅。因为处于乔治城郊外，这个地段很宁静也很抢手。这栋大别墅自带一块树木茂盛的地皮，有五千多平米，还配有游泳池和网球场。新娘从娘家得到的津贴能维持这份房地产的日常维修保养，而新郎的薪水则用于家庭的其他开销。他们在爱巢里安顿下来了。
儿子理查德·埃利克·史蒂夫，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生，不久即被昵称为里基。
与几百万其他美国青年一样，里基在一个安全的、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做着所有男孩们做的事：参加夏令营，着迷于年轻姑娘和跑车，担心学习成绩和临近的考试。
里基没有他父亲那么聪明，但也不笨。他承袭了父亲古怪的微笑和母亲俊美的长相。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青年。如果有人求助于他，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但他决不应该去波黑。
他于一九九四年高中毕业，并被哈佛大学录取，来年秋季入学。那年冬天他在电视里看到，在一个叫波黑的遥远的地方，发生了残忍的种族清洗，之后难民们状况悲惨，各种救援计划应运而生。他决心要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
他的母亲哀求说他应该留在美国;如果他真的要尽一分社会责任，美国当地就有援助项目。但他看到的被洗劫一空的村庄、饥寒交迫的孤儿和愁容满面的难民，深深地触动了他。必须去波黑。里基恳求他能获准参与救援。
父亲打了几个电话后了解到，国际性救援机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简称联合国难民署，在纽约有一个很大的办事处。
到一九九五年初春，原南斯拉夫联邦四分五裂，三年的内战使得波黑共和国千疮百孔。联合国难民署在那里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派去了大约四百名“国际援助人员”，还有几千个当地招募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负责装备的，是一位蓄着大胡子的精力充沛的前英国军人，名叫拉里·霍林沃思。里基在电视里见过这个人。于是他去纽约的办事处询问有关报名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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