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入了最后一轮的候选人名单，招生委员会碰头作最后的选择。委员会有六个成员，主任委员是霍华德·凯尔教授。他已经七十七岁了，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他很聪明，是一位荣誉教授，也是他们所有这些学者中的元老。
最后，到了两个候选人争夺最后一个名额的时候。加尔文·德克斯特是其中一个。会议室里发生了一阵激烈的争论。凯尔教授从位于桌首的椅子那站起来，踱到了窗户边。他凝视着湛蓝的夏日天空。一位同事走过来与他一起站在窗边。
“很难抉择，对吧，霍华德?你心里喜欢谁呢?”
老人拍了拍手中的一张纸，把它展示给这位导师。导师看了一遍那份获奖清单，不由得低低地吹了一声口哨。
“他二十一岁生日之前就获得了这些奖章。”
“他到底干了什么?”
“他得到了进这所学院学习的一次机会，这就是他做的。”教授说。
两个人回到桌子边参加投票。投票结果是三比三，但在这种情况下主任委员的一票抵两票。他解释了原因。委员们都去看那份DD214证书。
“他可能有暴力倾向。”政治上一贯正确的系主任表示了反对。
“哦，我希望如此，”凯尔教授说，“我不喜欢现在那些没有个性的人。”
两天后，加尔文·德克斯特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他和安琪拉正一起躺在床上。他抚摸着她渐渐隆起的肚子，谈论着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富裕的律师，他们会在韦斯切斯特或费厄菲尔德县郊外拥有一座漂亮的别墅。
他们的女儿阿曼达·琼在一九七五年春天出生。分娩引起了并发症。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一样。这对夫妻再也不会自然怀孕了，再要孩子只能领养。安琪拉的家庭牧师告诉她，这是天主的旨意，她必须接受主的意愿。
那年夏天，加尔文·德克斯特以班级前五名的成绩毕业，并于秋天开始了他在法学院的三年攻读。生活很艰苦，但马洛齐家庭全家动员起来了;丈母娘负责照顾婴儿阿曼达·琼，这样安琪拉就可以继续去上班。加尔文仍想当一名全日制学生而不是上夜校，因为法律课程的夜校要再多花一年时间。
在法学院的前两年，他仍在暑假期间出卖体力去打工，但到了第三年，他在曼哈顿著名的霍尼曼·弗莱舍法律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福德姆大学一直保存着一份校友通讯录，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里有三位资深的合伙人，都是福德姆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导师的介绍下，德克斯特在那里得到了一份暑期法律助理员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夏天，他父亲去世了。从越南返回后，他们不经常见面，因为父亲永远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不回到建筑工地，与安全帽相伴终生。
但德克斯特与妻子安琪拉曾去看望过他，借用马洛齐先生的汽车，让老德克斯特看了看他唯一的孙女。他死得很突然。突发心脏病把这位建筑工人击倒在一个工地上。儿子孤独地去参加了寒碜的葬礼。儿子曾经指望父亲能够参加他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并能为自己受过教育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但父亲没能看到这一天。
那年夏天他毕业了，在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之前，他在霍尼曼·弗莱舍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初级的但是全职的工作，这是他从部队退伍后七年来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霍尼曼·弗莱舍崇尚自由，对共和党人士敬而远之。为表明事务所积极的社会意识，特地设立了一个公益部门，免费为穷人和弱者担任法律代理人。
但那些高级合伙人觉得没必要夸大他们的社会理想，这个公益部门一直只配备着几个收入最低的新手。一九七八年秋天，加尔文·德克斯特成了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里一名级别最低的职员。
德克斯特没有抱怨。他需要钱，他珍爱这份工作，而且通过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他获得了比单一专业更为丰富的经历。他可以得到出庭的机会：为一些轻微罪行、疏忽渎职和其他有争议的指控进行辩护。
那年冬天，事务所的一位女秘书出现在他那间简陋的小办公室门口，朝他晃着一份卷宗。
“是什么案子?”他问道。
“移民上诉，”她说，“罗杰说他没时间处理。”
公益处负责人罗杰如果碰上有油水的案子就会留给自己，相比之下，移民事务完全没有油水。
德克斯特叹了一口气，开始埋头阅读这份新卷宗的详情。听证会将在第二天举行。
那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九章 难民
当时在纽约有一个慈善机构叫“关注难民”，其工作人员自称为“忧国忧民的公民”;还有一种戏称是“行善者”。
这个机构自定的任务是，睁大眼睛注视那些被海浪冲到美国海滩上的流离失所的难民，这些人希望美国能够履行刻在自由女神铜像基座上的那些文字，希望美国能收留他们。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难民孤苦凄凉，被抢掠一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求生存的挣扎中花尽了最后的积蓄，而且通常顶多只能说一些只言片语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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