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舍维奇于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宣布，将于九月二十四日举行总统选举。尽管多次舞弊，不愿接受结果，他还是输了。蜂拥的人群冲进议会大厦，拥戴起他的继任人科什图尼察。新政权上台后放的第一把火，就是开始调查米洛舍维奇当政期间数不清的谋杀和两百亿美元的下落。
这位前暴君蛰居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豪华别墅里。二〇〇一年四月一日，科什图尼察总统作好了准备，对米洛舍维奇实施了逮捕。
但季利奇早就走了。二〇〇〇年一月时他就消失了。他没有说再见，也没有带上行李。他去异乡过一种新的生活，在那里，那些陈旧的华而不实的东西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他把他的过去全部抛在了身后。
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也没有带走任何人，除了他绝对忠心耿耿的私人保镖，一个叫库拉奇的身材魁梧的巨人。一个星期之内，他就在他的新窝里安顿下来了，他已经花了一年时间在那里作好了迎接新生活的准备。
情报界没人注意到他的离开，只除了一个人。在美国，有一个安静、隐蔽的人颇感兴趣地注意到了这个歹徒的新居所。
第十二章 隐士
是那个梦，总是那个梦。他无法摆脱它，它总是缠着他。一夜又一夜，他总会尖声叫着醒过来，浑身汗湿，他母亲总会冲进来抱住他，尽力让他安静下来。
父母亲对他的状况既迷惑又担忧，因为他不能或不愿描述他的噩梦。但他母亲深信，从波斯尼亚回来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梦。
梦境总是相同。那是粘液中的一张脸，一张沾满了粪便的苍白的圆脸，尖声叫着要仁慈，哀求着要活命。他能听懂这些英语，季利奇也同样能，诸如“no，no，please don't”(不，不，请不要)这样的词语在国际上是通用的。
但那些拿着木杆的人哈哈笑着又去捅。那张脸又浮上来了，最后季利奇把手中的杆子捅进那张张开着的嘴巴，用力按了下去，直至那个小伙子死在了粪水下面。然后他就会惊醒，哭着叫着，直至他母亲把他抱进怀里，告诉他一切都好好的，他是在森耶克的家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他认为他是要为塞尔维亚尽他的爱国主义职责，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他做过的事情，他参与过的那个组织。
他的父亲不胜其扰，声称白天工作很忙，晚上需要睡眠。一九九五年秋天，米兰·拉耶克开始去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那里，接受第一个疗程的精神疗法。
位于帕尔莫蒂切娃大街上的那座五层楼精神病院，他一星期去两次。那是贝尔格莱德最好的精神病院，但是专家们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敢供认。
他被告知，心理压力的解除是来自于净化，而净化是需要供认的。米洛舍维奇仍在掌权，但更恐怖的是那天早上在班亚—卢卡，当时他提出来要离开他们、回贝尔格莱德的家时，季利奇的那双凶狠的眼睛。尤其是季利奇在他的耳边说过的那番话：如果他胆敢开口，他会被杀掉、肢解。
他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铁托当政时期长大，终生是一位党的忠诚公仆。但他的母亲一直信仰与希腊和俄罗斯同宗的塞尔维亚东正教。虽然丈夫和儿子嘲笑她，但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去教堂做弥撒。到一九九五年年底的时候，米兰开始陪同母亲一起去。
他开始在宗教仪式，应答祈祷，以及圣歌和香火中找到一些慰藉。那种恐惧似乎在教堂里消退了。那是他母亲常去的教堂，在足球场旁边，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只相隔三个街区。
一九九六年，他在法律考试中落榜。愤怒而又绝望的父亲在自家的楼梯跑上跑下整整跑了两天。来自学院的消息让他失望，但他儿子说出来的话更让他透不过气来。
“我不想当律师，父亲。我要进教堂。”
老拉耶克静下来，努力顺应他那已经变了的儿子，但这需要时间。至少牧师也是体面的职业。不会发财致富，但也受人尊敬。人们还是可以昂起头来说：“我的儿子在教堂里工作。”
但老拉耶克发现，牧师这个职位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取得，其中大多数时间要在神学院里度过。但儿子另有想法，他想隐居，而且马上就要行动。他想成为一名修道士，抛弃一切物质的东西，过简朴的生活。
在贝尔格莱德东南十英里处，米兰找到了他需要的地方：斯兰奇村的一座小小的修道院——圣斯蒂芬修道院。院里只有十二个兄弟，在一位院长的领导下，他们在农场的田野上和谷仓里劳作，种植自己的口粮，接受游客和香客的捐助，进行反省和祈祷。要加入的人已经列成了一串很长的名单，想插队根本没有机会。
在米兰的父亲去与瓦西里耶院长会面时，命运来干预了。院长和老拉耶克互相惊奇地打量着对方。虽然院长蓄着一把大胡子，头发也有些斑白了，但拉耶克还是认出，那是四十年前的同学戈兰·托米奇。院长同意会见他的儿子，与这个年轻人讨论进教堂工作的可能性。
这位聪明的院长猜到，他这位老同学的儿子，是一个内心世界遭受着折磨、不能在外在世界找到安宁的年轻人。他以前见过这种情况。他指出，他不能立即腾出一个工作岗位空缺，但城里人也有来当修道士的，为的是寻找宗教“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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