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夏天，随着波黑内战的结束，米兰·拉耶克来到斯兰奇村的修道院，种植西红柿和黄瓜，参加反省和祈祷。那个梦消退了。
一个月后，瓦西里耶院长温和地提议他忏悔。他忏悔了。在耳语般的声调中，在祭坛边的烛光下，在来自拿撒勒的那个人的注视下，他把他经历过的事告诉了院长。
院长双手合十开始祈祷：为粪池里那个小伙子的灵魂，为他身旁的那个忏悔者。他敦促米兰去向当局告发那些应对此事负责的人。
但米洛舍维奇仍在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且佐兰·季利奇的威胁依然清晰地在耳边响起。当局会指控季利奇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暴徒威胁过的报复行为，有朝一日得以执行的话，根本不会激起任何涟漪。因此，沉默继续着。
那种疼痛在二〇〇〇年冬天开始了。米兰注意到身体的每次动作都会加剧痛楚。两个月后，他与父亲商量。父亲认为是某种流行性疾病，但还是安排他去贝尔格莱德总医院化验。
贝尔格莱德总是声称其医疗水准是欧洲一流的，而贝尔格莱德总医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化验要做三个，分别由肛肠科、泌尿科和肿瘤科的专家进行诊断。负责肿瘤科的那位医学教授，最后把米兰·拉耶克请进了他的套间诊疗室里。
“你是一位见习修道士?”他问道。
“是的。”
“那你信仰上帝?”
“是的。”
“有时候我也希望我能去相信，但是我不能。现在到了考验你的虔诚的时候了。不是好消息。”
“请告诉我。”
“你得的是直肠癌。”
“能动手术吗?”
“恐怕不能。”
“会好转吗?能化疗吗?”
“太晚了。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
这个年轻人凝视着窗外。他已经被判了死刑。
“我还能活多久，教授?”
“这个问题总是会被问到，但总是很难回答。如果采取措施，保养得当，严格饮食禁忌，加上一些放疗……一年。可能短点，可能长些。但不会很长。”
那是二〇〇一年三月。米兰·拉耶克回到修道院把他的病情告诉了院长。老人为这个年轻人难过得哭了。
四月一日，贝尔格莱德警方逮捕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佐兰·季利奇已经消失。在儿子的恳求下，一头雾水的老拉耶克去联络了他在警方高层官员中的熟人，得到确认，南斯拉夫最成功、最强大的黑帮头目，已经在一年多以前销声匿迹了，现在应该居住在国外某个地方，具体地点不详。这个残暴的季利奇的影响也已经烟消云散了。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日，米兰·拉耶克在他的纸堆中找出一张旧卡片。他取了一张纸，用英语写了一封信给伦敦。这封信的重点在第一行字。
“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准备好作证了。”
三天后，信到了伦敦。二十四小时之内，私家侦探已经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快速通过话，并回到了贝尔格莱德。
这份陈述是用英语记录下来的，并请了一位注册译员和一位公证员在现场。陈述经由当事人签署后，还由证人作了连署：早在一九九五年，年轻的塞族人习惯于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也并不例外。今天我们也许很清楚，在克罗地亚和波黑，以及后来在科索沃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情，但当时我们被告知，被孤立起来的塞族人完全是受害者，而且我也相信了。我们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对老人、妇女和儿童实施大屠杀的说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被这样告知：只有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才会去干那种惨无人道的事，塞尔维亚的军人只是在保护和拯救作为少数民族的塞族人聚居区。
所以，一九九五年当一位法律系的同学告诉我，他兄弟和其他人要去波黑保护那里的塞族人，而且需要一个无线电通信员时，我什么也没有怀疑。
我曾经在部队里当过无线电通信兵，但离前线很远。我同意放弃春假去帮助在波黑的塞族同胞。
当我加入另外十二名队员时，我看出他们是粗人，但我认为，他们是参加过艰苦战斗的士兵，并责怪自己太娇惯、太软弱了。
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包括队长，驾着四辆越野吉普车。队长在最后时刻才露面，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就是佐兰·季利奇。我曾经模模糊糊地听说过他，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影子般的人物。我们行驶了两天，朝北穿越塞尔维亚共和国，进入波黑中心。我们抵达了班亚—卢卡，以那里为基地，确切地说是把波斯纳旅馆当成我们的基地。我们住进旅馆房间开始吃喝。
我们朝班亚—卢卡的北方、东方和西方分别作了三次巡逻，但没有发现敌人，也没有发现受到威胁的塞族村庄。五月十四日，我们驾车南下进入了弗拉西奇山区。我们知道在山岭南边是特拉夫尼克和维特茨，都是我们塞族人的敌区。
下午当我们在林中沿着一条土路行驶时，遇到了两个小姑娘。季利奇下车去与她们说话。他微笑着，看上去很友好。其中一个小女孩告诉他，她的名字叫莱拉。我当时并不明白，这是一个穆斯林名字。她已经签下了死亡证书：她的村庄和她自己，都已经注定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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