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利奇让小姑娘们上了领头的那辆吉普车，她们指明了她们居住的地方。那是山谷中的一个林间小村子，只有大约二十个成年人，十几个小孩，七座小屋，几个谷仓和装着栏杆的围场。当见到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尖顶时，我才明白他们是穆斯林，但他们显然并不构成什么威胁。
其他人跳下吉普车，把村里的人都集合起来。当他们开始搜查那些小屋时，我什么也没有怀疑。我听说过穆斯林狂热分子，来自中东、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他们也在波黑地区抢劫，会看到塞族人就杀。我想，或许真的有穆斯林狂热分子藏在那里呢。
搜查结束后，季利奇走回到领头的车辆，站到架在前座后面一个转盘上的机枪后面。他大声叫喊他的部下散开，然后朝着蜷缩在畜栏内的那些农民开火了。
几乎在我还没能相信之前，事情就发生了。农民们的身躯被重磅子弹射中时弹跳起来。其他战士也用冲锋枪射击。有些农民试图去救他们的孩子，用身体去掩护他们。在混乱中，有几个小孩逃出去了，在大人们中间左冲右突，在子弹追上他们之前跑到了树林中。后来，我听说逃走的共有六个小孩。
我感到很恶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和内脏的臭味——在观赏好莱坞电影时可从来不会有这种恶臭。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人死亡，而这些人甚至不是战士或游击队员。搜查整个村子只找到一支古旧的猎枪，用于猎杀野兔的那种。
当这一切结束时，枪手们很失望。没有找到酒，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于是他们把房子和谷仓点上了火，然后我们离开了，任凭它们烧着。
我们在林中度过了夜晚。队员们自己带着梅子烈酒，大多数人都喝醉了。我试图喝酒，结果都呕了出来。在睡袋里，我明白我已经犯下了一个大错。我周围的这些人根本不是爱国者，而是以杀人取乐的暴徒。
次日上午，我们开始在山区的土路上行驶，主要是沿着山岭的表面，翻过山准备回到班亚—卢卡。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了那座农房。它孤零零地处在另一条小溪谷的林中。我看见坐在第一辆车里的季利奇站起来，举起手发出停车的信号。他做手势让汽车熄火。司机们照办了，于是周围一片宁静。然后我们听到了声音。
我们轻手轻脚地下了吉普车，拿上枪，爬向那块开阔地的边缘。大约一百码开外，两个成年人正领着六个孩子走出一座谷仓。那两个男人没有武器，也没穿军服。他们的身后有一座被焚烧过了的农房，一边有一辆崭新的黑色丰田越野车，车门上写着“面包和鱼”字样。看到我们，他们都转过身来凝视着。最大的那个孩子，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开始哭了起来。我从她戴的头巾认出了她，是莱拉。
季利奇端着枪走向他们，但双方都没有要动武的意图。我们剩余的人以扇形展开，对这些俘虏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包围圈向他们接近。成年人中那个高个子说话了，我听出来是美国人。季利奇也听出来了。其他人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那个美国人说：“你们是什么人?”
季利奇没有回答。他大步走过去检查那辆崭新的越野车。这时候，莱拉小姑娘撒腿就跑。其中一个人去抓她，但没有抓住。季利奇从越野车旁边转过身来，拔出手枪，瞄准后开火。子弹炸裂了她的后脑勺。他对自己的枪法很是自豪。
那个美国人在距季利奇十码之处。他向前跨了两大步，使上全力一拳打在了季利奇的嘴角上。假如他原来还有一丝幸存的机会，那么这一拳把这个机会给取消了。季利奇在中拳时大吃一惊，他很有理由吃惊，因为在全南斯拉夫没人胆敢这么对待他。
季利奇倒在地上，鲜血从他被打破的嘴角里流了出来。他的部下一时间愣住了，然后其中六个人围上去，用皮靴、拳头和枪托轮番殴打那个美国人。他们把他打成了一堆肉泥。我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打下去，直至把他打死，但季利奇来干涉了。他已经站起来，抹去了嘴角上的鲜血。他吩咐他们停止殴打。
那个美国人还活着，他的衬衣被撕裂了，身躯被踢得通红，面部已经肿胀，还被割破了。敞开的衬衫内显露出他的腰上系着一条胖鼓鼓的装着钱的皮带。季利奇做了一下手势，他手下的一个人把皮带扯了下来。里面塞满了面额一百元的美元纸币，至少有十张。季利奇打量着这个胆敢打他的人。
“天呐，”他说，“这么多血。你需要洗一个冷水澡，我的朋友，让你清醒清醒。”他转向他的部下。他们对季利奇这么关心这个美国人正摸不着头脑。但季利奇看到了那块开阔地上另一样东西。那个粪池满得快要溢出来了，部分是牲畜的粪便，也有人的粪尿。在过去的几年中里面的内容凝固了，而最近的雨水又使它重新涨满了。
在季利奇的命令下，这个美国人被扔进了粪池。
突然受冷肯定使他恢复了知觉。他的双脚接触到了池底，于是他开始挣扎。旁边有一个畜栏，是用木杆做的立柱和围栏。畜栏已经相当陈旧，但有些木杆还很完整。那些人去抓来了几根木杆，奋力把这个美国人捅到粪便下面去。
每当他的脸浮出粪便时，他就开始尖叫、讨饶。他在乞求活命。在大概六七个回合之后，季利奇夺过一根杆子，把尖头插进了他正在张口喘气的嘴巴，捣碎了大部分牙齿。然后季利奇把木杆捅到池底并用力按住，直至那个年轻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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