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好运气给予勇敢者或笨蛋，或两者都给予。大厅由秘密警察监视着，观察着是否有伊拉克人走近离店的任何外国人，把什么东西塞给他们。哈里斯把那个信封放在他的衣服里面的左腋之下。角落里有一个拿着报纸的人在注视着，但在哈里斯把信投进邮箱时正好有一辆行李推车从他们之间通过。当那个观察者再次见到他时，哈里斯已经在服务台交钥匙了。
一星期之后邮件到了他叔叔家。哈里斯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度假，他有叔叔家的钥匙以防失火或失窃等意外情况。他用钥匙进了叔叔家，取到了这份邮件。然后他带着它去伦敦的以色列大使馆，要求面见他的联系人。他被引入一个房间并被告知等着。
一位中年人进来询问了他的名字并问他为什么想见“诺尔曼”。哈里斯作了解释，从口袋里取出航空信封放在了桌子上。那以色列外交官的脸变白了，又让他等着，自己走掉了。
位于格林广场2 号的使馆大楼是一座漂亮的建筑物，但它那古典的线条并没有显示出防御工事的财富以及隐藏在地下室里的摩萨德伦敦情报站的建筑技术。就在这个地下要塞里，一名年轻人受到了紧急召唤。哈里斯等了又等。
尽管他并不知道，但实际上当他坐在那里、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信封的形象正在被人通过单面镜子审视着。在核对记录以确认他是一名真正的沙燕而不是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时，他也在被拍摄照片。当档案上的诺丁汉的斯图尔特·哈里斯的照片与坐在单面镜子后的人相符合后，那位年轻的特工才最后进入了房间。
他微笑着自我介绍叫拉斐，并请哈里斯从头说起，从埃拉特度假时说起。于是哈里斯告诉了他。拉斐知道埃拉特(他刚刚看过了整卷档案)，但他需要核对。当讲到伊拉克时，他提起了兴致。他先是提了几个小问题，让哈里斯慢慢说来。然后正式提问开始了，没完没了的问题，直至哈里斯把他在巴格达的所作所为重复了好几遍。拉斐没作记录;整个谈话都由录音机录下来了。最后他用墙上的电话与隔壁的一位资深特工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希伯来语。
他的最后一件事是向斯图尔特·哈里斯再三表示感谢，称赞他的勇气和冷静，叮嘱他千万不要把整个事情向任何人提及，并祝愿他平安返家。然后哈里斯就被引出去了。
一个戴着防爆头盔、穿着防弹衣和戴着手套的人把信取走了。信件被用X 光机拍了照片。以色列使馆已经有一个人死于邮件炸弹，它再也不想失去另一个了。
最后，这封信被拆开了。里面有两张半透明的航空信笺，上面写满了阿拉伯文。拉斐不会讲阿拉伯语，更不用说阅读了。伦敦情报站也没有任何人懂阿拉伯语，至少不能阅读这种蜘蛛般的阿拉伯文字。拉斐发了一份高度加密的无线电报告给了特拉维夫，然后以在摩萨德内被称为纳卡(NAKA)的正式的和标准的格式写了一封更为详尽的报告。那封信件和报告被装进了外交信使袋内并搭上了埃尔阿尔航空公司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特拉维夫本一古里安机场的夜航班机。
一名摩托车收发员和一名武装警卫直接到飞机旁迎接信使，并接过了要送往位于索尔国王大道那栋大楼的帆布邮袋。刚过早饭时候，邮袋就送到摩萨德总部大楼内，出现在伊拉克科科长——一位叫大卫·沙龙的年轻能干的特工前面。
他确实能说、能读阿拉伯语，他从信中两张薄纸上读到的内容给他留下了如同当时与伞兵们一起训练时在内格夫沙漠上空第一次跳出飞机时一样的感觉。
他避开秘书和文字处理器，用他自己的打字机打出那封信的希伯来语译文。然后他拿上原文和译文，加上由拉斐写的关于摩萨德如何碰上这件事的报告，去见他的顶头上司——中东处处长。
信中所述的大意是，写信人是伊拉克政权高层集团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愿意为金钱而为以色列工作——只为金钱。
为联系方便，在巴格达一家大邮局里的一个邮政信箱可以作为回信地址等。
那天晚上，在科比·德洛尔的私人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他和战斗部主任沙米·格桑。还有中东处处长埃坦·哈达尔——大卫·沙龙的顶头上司，那天上午沙龙就是把巴格达的来信交给他的。沙龙本人也被叫来了。
从一开始格桑就持悲观态度。
“这是假的。”他说。“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喧哗、那么拙劣、那么明显的陷阱。科比，我可不会派遣我手下的任何特工去那里核查，那是让那名特工去送死。我甚至也不会派遣一名奥特到巴格达去试图接触。”
奥特是摩萨德使用的一个阿拉伯人，去接触一名阿拉伯同胞以建立初始的联系，是一名低级的中间人，比一名羽毛丰满的以色列外勤特工更可牺牲。
格桑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那封信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很明显是想把一名高级的卡查诱到巴格达实施逮捕、拷问、公开审判和公开处决。最后，德洛尔转过头去看大卫·沙龙。
“嗯，大卫，你也有发言权。你有什么想法?”
沙龙遗憾地点点头。
“我认为沙米几乎肯定是对的。派一个人去那里将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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