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坦·哈达尔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部门之间通常是对手，不能把胜利拱手让给格桑的战斗部。
“说它是一个陷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沙龙说。
“只有百分之九十九?”德洛尔讥讽地问。“那还有百分之一呢，年轻人?”
“哦，只不过是一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沙龙说。“我只是想起来这百分之一也许是突然间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彭科夫斯基。”
彭科夫斯基是让世界各情报机关震惊的为美英服务的苏联间谍。
房间里一片沉静。这个词语如同一个公开的挑战似地悬浮在空气之中。格桑噬噬响着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科比·德洛尔盯着他的伊拉克科科长。沙龙看着他自己的指尖。
在情报界中，招募渗入到目标国高层集团中去的间谍只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最难的：使用一名本国人，一名受过特别训练的人。一名长相酷似目标国的人，渗入到那个目标中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渗入者是在目标国土生土长的，能重新融进去，并有一个对他出国期间的很圆满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也必须经多年等待后，才能够爬到能接触秘密文件的有用的位子——十年卧底。
然而曾几何时，以色列是这项技术的大师。这是因为，当以色列还年轻时，在世界各国长大的犹太人纷至沓来。有些犹太人长得酷似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也门人。这还不算来自俄罗斯、波兰、西欧和南北美洲的犹太人。
其中最成功的要数在叙利亚出生长大的埃利·科亨。他作为一个在外边度过一段时光再返回来的叙利亚人进入大马士革。有了一个新的叙利亚名字的科亨成了高级政客、公务员和将军们的知心朋友。这些军政要员在科亨经常为他们慷慨大方设置的豪宴和聚会上无所不谈。他们说出来的一切，包括叙军作战计划，全都在六日战争前夕及时反馈到了特拉维夫。科亨暴露了，经刑讯后在大马士革的革命广场被处以绞刑。这种渗人者是极为危险的也是极为稀少的。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先移民过去的以色列人老了;他们的土生土长的犹太孩子不学阿拉伯语，也无法从事埃利·科亨曾经干过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在1990年时摩萨德的阿拉伯学专家要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的缘故。
但还有第二个原因。在欧洲和美国更容易窃取阿拉伯国家的秘密。如果一个阿拉伯国家在购买美国的战斗机，在美国更容易了解这笔交易的细节，而且风险也更小。如果一位阿拉伯高官者上去是比较容易接近的，那么为什么不在他访问欧洲寻欢作乐的场所时去接近他呢?那就是为什么在1990年时摩萨德的大部分行动是在风险较小的欧洲和美国进行，而不是在风险较大的阿拉伯国家进行的缘故。
然而所有渗人者中的大师是曾经多年操纵东德情报网的马库斯·沃尔夫。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东德人与西德人长得一模一样。
在他的那个时期，马库斯·沃尔夫把几十名间谍渗透到了西德。其中一人当上了威利·勃兰特总理的私人秘书。沃尔夫专长于训练和派遣那些作风古板、模样不漂亮的老处女。她们的勤勉使得她们的西德部长们和雇主们感到离开她们就无法工作了。这样她们把经手的每一份文件都复印下来传回东柏林去了。
第二个渗人方法是使用第三国的公民。目标国知道来者是一个外国人，但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友好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外国人。
这方面，摩萨德在使用一个叫泽埃夫·古尔·阿利赫的人时又干得极为漂亮。1921年他在德国曼海姆出生时名叫沃尔夫冈·洛兹。沃尔夫冈身高6 英尺、金发碧眼、未经割礼，但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孩提时来到以色列，在那里长大，并被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参加过地下工作，后来成了以色列陆军的一名少校。然后摩萨德把他弄到了手。
他被派回德国待了两年，以完善他在小时候学的德语，用的是摩萨德的钱。然后他带着非犹太人的德国妻子移居开罗并创办了一所骑术学校。
他的事业很成功。埃及的官员喜欢把骑马作为一种休闲，参加由沃尔夫冈举办的香槟酒会，认为他是一位极右翼的、反闪米特人(犹太人)的德国人，对他是可以吐露一切的。而且他们确实吐露了。他们说出来的一切都反馈给了特拉维夫。洛兹最后被抓住了，幸好没被处以绞刑，在六日战争之后被与埃及战俘做了交换。
但更为成功的渗入者是早期的一个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理查德·索尔格就已经是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了。他能说一口日语，与东条英机政府的高级幕僚关系密切。那届政府追随希特勒的政策，认为索尔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他自己也承认的。
日本人实在想不到索尔格会不是一个德国纳粹。实际上，他是为莫斯科工作的德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他一直把东条英机政权的战争计划提供给莫斯科作研究。他的最漂亮的那次行动也是他的最后一次行动。1941年希特勒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会不会从满洲里基地入侵苏联?索尔格为他提供了情报，答案是不会。斯大林据此把4 万名蒙古军团从远东地区调往莫斯科。亚洲的炮火又把陷入绝地的德国人拖住了几个星期，直至冬天来临莫斯科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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