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把六个邮筒和六个粉笔记号地点全都建立之后，他用一架打字机把详情打了出来，并用心记住了所有细节。他销毁了打字机色带，对打在纸上的内容拍了照片，销毁了底稿，把胶卷寄给了波可莫先生。经位于纽约东河岸上的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收发室，这个小包裹回到了特拉维夫的大卫·沙龙手里。
事件的风险在于要把这些情况告诉耶利哥。那就意味着要给巴格达那个该死的邮政信箱发去最后一封信。沙龙写给他的“朋友”说，他需要的资料将准确地在十四天以后，即1988年8 月18日的中午寄达那个邮政信箱，且需在一小时内取走。
这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确切的书面指示于8 月16日到了蒙卡达的手中。18日12点差5 分，他进入邮局，问了一下方向就走到了那个邮政信箱前把厚厚的包裹投进去了。没人来拦住他或逮捕他。一小时后，耶利哥用钥匙打开信箱把包裹取走了。他也没有被拦住或逮捕。
安全的通讯联络渠道建立起来后，信息就开始流通了。耶利哥坚持要对特拉维夫需求的每一批情报标价，如果钱存人了，情报就会发出。他指定了在维也纳的一家相当隐蔽的银行——位于法兰齐斯卡纳广场旁边的巴尔加塞的温克勒银行，并报出了一个账号。
特拉维夫同意了，并立即对那家银行进行了调查。那里是有一个与此吻合的一个账户，因为特拉维夫第一笔转进去的20000 美元没被带着问号退回转账行。
摩萨德建议耶利哥最好能挑明自己的身份，这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万一事情出岔子时他在西方的朋友可以照应”。耶利哥一口回绝了;他继续告戒，如果以任何方式试图去勘查那些邮筒或靠近他，或者不汇款，他将立即关闭渠道。
摩萨德同意了，但用其他途径做了尝试。心理的画像画出来了。他的笔迹被做了研究、伊拉克的要人名单被排出来并被做了研究。内勤专家们能做出的全部猜测为：耶利哥是一个中年人，受过中等教育，也许能说一点结结巴巴的英语，有军人或类似军人的背景。
“这样的推测符合伊拉克高层集团的一半官员、复兴党的前五十名要员，还有张三的表弟李四。”科比·德洛尔不满地大声嚷嚷着说。
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把耶利哥操纵了两年，产品是纯金的。内容涉及到政务、传统武器、军事进展、高级将领人事变动、兵器采购。火箭、毒气战、细菌战，以及两次企图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政变。只是对于伊拉克的核研究项目，耶利哥才显得吞吞吐吐。当然，他被问及了这个问题。核研究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只有伊拉克的物理学家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那样的人才知晓。如果施压大多是会招致暴露的，他这样报告说。
1989年秋天，耶利哥告诉特拉维夫说，格里·布尔已受到怀疑，并在布鲁塞尔被来自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盯上了。当时利用布尔作为获取伊拉克火箭项目进度情报的另一条渠道的摩萨德，想办法尽他们可能去警告他。他们绝对不可能去把他们所知道的事去当面告诉他——那等于告诉他，他们在伊拉克高层有一份财产，这样的财产任何情报机构都不想让它暴露的。
所以，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在布鲁塞尔情报站的卡查转弯抹角地间接留下了一些信号：给录像带倒了带、把玻璃杯移了位、把天井的窗户打开了，甚至还在他的枕头上留下了一络女人的长发。
那位火炮设计师变得忧虑了，但程度还不够。当耶利哥关于要消灭布尔的情报到达时已为时太晚。暗杀已经执行了。
耶利哥的情报给摩萨德描绘了一幅几乎是完整的1990年伊拉克为入侵科威特的军队集结图。他告诉了关于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并确认了当时被判终生监禁的乔纳森·波拉德已经传递给他们的图示证据。
摩萨德记着这些已知的情报并推测美国人肯定也已经知道了，他们等待着美国的反应。但是，随着伊拉克的化学项目、核项目和细菌项目陆续取得进展，西方仍是麻木不仁，于是特拉维夫保持着沉默。
到1990年8 月，n 万美元已从摩萨德转给了在维也纳的那个账户上。他是昂贵的，但也是出色的，特拉维夫认为他是值得的。然后就发生了入侵科威特，不可预见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在8 月2 日通过决议敦促伊拉克立即撤军之后，联合国认为不应该在巴格达保留一个机构以继续支持萨达姆。8 月7 日，西亚经济委员会突然关闭，其外交人员被召回了。
本茨·蒙卡达在撤走之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他在一个邮筒里留下一封信，告诉耶利哥他要走了，联系就此中断。然而，他有可能回来，因此耶利哥应该继续去巡视粉笔记号的地点。然后他就离开了。年轻的智利人在伦敦进行了全面汇报，直至肚子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倒出来给大卫·沙龙了。
这样，科比·德洛尔就能正视着奇普·巴怕的脸说谎了。当时，他没操纵在巴格达的“财产”。承认他从来不曾弄清那个叛徒的名字以及他现在甚至失去了联系，这太令人难堪了。但是，诚如沙米·格桑的直言相告，万一美国人发觉……事后想起来，也许他确实应该提及耶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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