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纳特金陷入了恐慌。他把照片塞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下，发现那本杂志还在那里。他一转念，便把全部东西拿到外面，在车库后面烧了，又用鞋跟把灰烬踩进潮湿的泥土里。回到屋里后，他想请病假在家里待一天，但又意识到这会引起莱蒂斯的怀疑，因为他身体完全正常。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楼上，撤下她的早餐盘子，匆匆去赶开往伦敦的火车。
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凝视着车窗外面，心中还是一团乱麻。他努力想把早晨的恐慌理出一个头绪。在过了新克罗斯站时，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的外套，”他喘着气，“外套和钱包。”
老福格蒂正低头研究七个字母的填空，他摇了摇头。“不行，”他说，“字母太多了。”
塞缪尔·纳特金悲哀地注视着窗外，伦敦东南部的郊区慢慢被火车甩到后面。他不习惯这种事情。整个上午，一种冰冷的恐惧始终攥着他的胃，他根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午饭时，他试着拨打萨利给的电话号码，但已经打不通了。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去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但门上挂着锁、钉着木条，在与人行道齐平的栏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下午三四点钟时，纳特金先生意识到，即使去报警，也没什么意义了。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社给那个广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搬空的住宅，无法追查。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很可能是以假名按周租用的，如今人早就搬走了。那个电话号码可能属于某个人，但那人会说，最近一个月他出门在外，回来时发现门被撬了，此后常常接到找萨利的电话，这使他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再过一天，那人也会消失。
他回家后，莱蒂斯比以往更牢骚满腹，埋怨说来了三个电话，都指名道姓要他接听，打搅了她下午的休息。这可不妙。
刚过八点钟，第四个电话来了。塞缪尔·纳特金从椅子上蹦起来，留下莱蒂斯一个人看电视，自己走到门厅去接电话。他很紧张，让电话铃响了好几声后才拿起话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但很模糊，好像有手帕捂在话筒上似的。
“纳特金先生?”
“是的。”
“塞缪尔·纳特金先生?”
“是的。”
“或者也可以叫你亨利·琼斯?”
塞缪尔·纳特金的胃在上下翻腾。
“你是谁?”他问道。
“名字并不重要，朋友。你早上收信时看到我的小礼物了吗?”
“你想干什么?”
“我问你，朋友。那些照片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仔细看过了，是吗?”
塞缪尔·纳特金一想到这事，就恐惧得直咽唾沫。“是的。”
“嗯，你是一个淘气的家伙，对不对?我应该给你的公司老板也寄去一套同样的照片。是的，我知道你的公司，还有总经理的名字。然后，我也可能给你老婆寄去一套，或者还有网球俱乐部的秘书。你钱包里的东西可真不少啊，纳特金先生……”
“听着，请别那样。”纳特金急切地说，但对方的声音打断了他。
“我不会在电话里跟你多说的。别想去报警，警察根本找不到我。所以，要冷静，朋友，你可以把一切都拿回去，底片和所有照片。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你几点钟去上班?”
“八点二十分。”
“我明天早上八点再给你打电话，祝你晚安。”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纳特金先生只听到嘟嘟的拨号音。
这夜他很不安宁，可以用“可怕”来形容。莱蒂斯上床后，他借口去给壁炉添加燃料，把钱包里的东西挨个检查了一遍。火车季票、支票本、网球俱乐部会员卡、两封写给他的信、他和莱蒂斯的两张照片、驾驶执照、保险公司社交俱乐部会员卡，这一切足以辨明他的身份和工作单位。
阿卡西亚街的路灯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半明半暗的亮光下，他看向对面床上莱蒂斯那张不高兴的面容——她总是坚持分床睡觉——心中想象着在他上班时，她打开第二次投寄过来的写给她的牛皮纸信封时的情景。他努力想象着公司领导本森先生收到同一套照片后的情景，或者网球俱乐部组委会召开特别会议，传阅那些照片并“重新审查”塞缪尔·纳特金会员资格的情景。他无法想象。但有一点相当肯定，这个打击是可怜的莱蒂斯无法承受的……她肯定承受不了。必须阻止这样的事情。
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他不习惯这种事情，直至黎明前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八点整，那个电话来了。塞缪尔·纳特金正在门厅里等候，与往常一样，他身穿铁灰色西装和白领子衬衫，头戴圆筒礼帽，手里提着雨伞和公文包，准备按时赶赴火车站。
“你考虑过了，是吧?”那个声音问道。
“是的。”塞缪尔·纳特金的声音颤抖。
“想拿回那些底片吗?”
“是的。”
“嗯，恐怕你得出钱来买呢，朋友。只是为了抵付我们的成本，同时也许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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