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特金先生咽了咽口水。“我不是有钱人，”他恳求说，“你要多少?”
“一千英镑。”那人在电话另一头毫不犹豫地回答。
纳特金先生惊慌失措。“可我拿不出一千英镑。”他争辩着说道。
“那你得去凑钱了，”那人在电话里轻蔑地说，“你可以贷款，用你的房子、汽车或其他什么东西作抵押。但你必须搞到，而且要快。今天晚上搞到。我今晚八点再打你电话。”
那人又挂断了电话，只有拨号音的响声留在塞缪尔·纳特金的耳边。他上楼，在莱蒂斯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就离家去上班了。但那天他没有登上八点三十一分开往查令十字街的火车。他去了公园，孤独地坐在一把长凳上。一位身着西装、头戴礼帽的绅士本应该去伦敦市区上班，却古怪地独自坐在树木花草丛中。他觉得应该好好想一想，坐在总是没完没了地玩填字游戏的老福格蒂旁边，他不能静下心来思考。
他认为，如果努力一下的话，是能够借到一千英镑的，但那会引起银行职员的怀疑。假如他提出要用过的旧钞，那么银行经理更是会大惊失色。他可以说，要去还赌债，但没人会相信，他们知道他不赌博。他也不酗酒，只是偶尔喝一杯葡萄酒，而且他不抽烟，只在圣诞节时才抽上一支雪茄。他猜测，他们会认为他有了一个女人，然后他又丢掉这个念头，他们知道他不会养一个情人。怎么办?怎么办?他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可以去找警察。警察肯定能追查到那些人，即使他们用的是假名和租赁的房子。但那就要开庭审讯，他得去作证。他们会用代称来指被敲诈者，他在报上看到过，但圈子里的人通常会知道那是谁。一个人不可能一次次去法院而不被察觉，对于一个三十五年来一直过着刻板生活的人来说，这是瞒不住的。
九点半时，他离开公园的长凳，去了一个电话亭。他打了个电话到办公室，告诉自己的部门主管说，他身体不舒服，但下午会去上班。然后，他朝银行走去。在路上，他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回想起他在报上看到过的所有关于讹诈的案件。法律上叫什么来着?敲诈勒索钱财，是这个说法。一条漂亮的法律短语，他痛苦地想道，但对受害人没多少用处。
假如他是个单身汉，他想，再年轻点，他会告诉他们真相。但他已经太老，不能再换工作了。而且，还有莱蒂斯，可怜脆弱的莱蒂斯，这个打击她承受不起，对此他毫无疑问。无论如何，他必须保护莱蒂斯，这一点，他已经铁了心。
走到银行门口时，他就没有勇气了。他不能面对银行经理提出这种奇怪而又说不清楚的要求。那等于是说：“我被敲诈了，我要贷款一千英镑。”而且，在给了第一次的一千英镑后，他们就不会再来索取了吗?把他榨干后再寄还照片?这很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在家门口的银行贷款。只有先回伦敦了，他勉强作出这个决定，毕竟他还是一个诚实的正人君子。因此，他坐上十点三十一分的火车。
他来到伦敦，但现在去办公室显得太早，于是为了打发时间，他决定去购物。由于生性谨慎，他不能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在口袋里揣上一千英镑，这不自然。所以，他到一个商场的办公用品柜台买了一个带锁的铁皮小钱箱。在其他商店里，他买了一磅糖粉(他解释说给妻子做生日蛋糕用)、玫瑰花用的一罐化肥、厨房里抓耗子用的捕鼠夹子、楼梯下配电箱里用的一些保险丝、手电筒用的两节电池、修理水壶用的一把电烙铁，以及遵纪守法的普通家庭会需要的一些其他无害的用品。
下午两点钟，他到了办公室，向部门领导报告说自己现在感觉好多了，然后便埋头于公司的账务工作。幸好塞缪尔·纳特金先生根本就没想过要从公司的账目上非法挪用钱款。
晚上八点钟，他又与莱蒂斯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这时候，门厅里的电话响了。当他去接听时，耳边响起的又是那个含糊不清的声音。
“你搞到钱了吗?纳特金先生?”那人开门见山地问道。
“这个……搞到了，”纳特金说，不等那人开口，他接着说，“听着，你干嘛不把底片寄来，这样我们可以把整件事情作个了断?”
电话里一阵沉寂，好像线路另一头的那个人愣住了。
“你疯了吗?”那个含糊不清的声音终于说话了。
“没有，”纳特金认真地说，“我没疯，我只是希望你明白，如果你再这样闹下去，会有人痛苦的。”
“你给我听着，你这个疯子，”那声音恼火地说，“你必须按该死的指示去做，不然的话，我就把照片寄给你的老婆和老板，让你去见鬼。”
纳特金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他说，“你说吧。”
“明天吃中饭的时候，坐出租车到艾伯特桥大街。拐入巴特西公园，沿着西车道背河走，半路上左转进入中央车道，一直朝前走。走到一半时，会看到那里有两把长椅，这个季节那里不会有人。用棕色纸包好包裹，放到第一把长椅下面，然后继续前行，从另一边走出公园。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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