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页，我看看媒体的更新报道。看样子，李现森处理这类信息的手段高明。除了凶手匿名信事件以外，其余都在控制之中。突然，我想起苏慧珍的案件中凶手没有发匿名信。难道是因为我们在上面找到了指纹，所以他才停止寄信?但是警察局并没有对外提及匿名信，更别提指纹了。要是这样，凶手岂不是对警察局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想到这里，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这是一个漏洞，虽然很小，但通过缜密的思维和分析，加上我多年的破案经验，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漏洞!是凶手犯下的小小失误。
换个角度想想，或许凶手本想通过匿名信的形式通知苏慧珍的尸体所在地，可是鬼使神差地让一名路人先发现了，这样就没有必要再寄信件了。但如果是这样就不符合凶手犯案的连贯性。如果我是凶手，无论尸体是如何发现的，都必须寄信。这么说，警察局内必定有内鬼。
凶手不是江瀚?很难说，江瀚的正常人格或许能将真相告诉我们。
这起案件矛盾重重，就像心理学的驳论一样，所有漏洞都可以拿另一种理论解析。这或许就是心理学的局限性。这门学科的开放性让研究者不断衍生出新的理论。然而验证方法却没有统一的标准。
接二连三的麻烦事让我头疼不已，高速运作的大脑更容易疲惫。正如心理学里所提及的，越是高度集中的事物越容易让人在短时间内对其产生疲惫感。你越想静下心来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往往由于想得太多，就越有种很想去做但是一旦摆在眼前却又不想付诸行动的矛盾心理。
我尝试在网络中搜索更多有关这起案件的信息，发现微博等新兴媒体是涉案信息最多的地方。在微博中，许多受众也同时充当传播者的角色，成为许多信息的源头，每个人都可以既是记录者又是旁观者。比如皮诺克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里面有许多条微博就是他们当时拍下的照片以及以自身为主的主观报道。我还找到了罗琳的微博，上面已有许多祈祷的留言。我搜寻着罗琳生前发布的微博，希望通过她的文字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其中一条写着：“当我想改善这个城市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原来那么苍白无力。”
她最后更新的一条这样写道：“没有民主的媒体，犯罪往往悄悄地滋生于专制之中。”
从罗琳的文字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有思想的女性。这让我产生了阿Q式的英雄心理：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让我早点认识她，说不定我会选择这样的女性当伴侣，让她避免杀身之祸。但是历史不可假设，成为事实的永远无法回头改变，我们只能面向未来。
整个上午，我都坐在电脑前一条条地筛选信息。比起媒体，我更相信自己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在研究生时期，我们常常要上一些交叉学科的课程，比如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人文学科。在传播学的课堂上，老师指出：当信息量远远大于信息需求的时候，选择信息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信息的渠道变多了，很多东西是真是假就很难去鉴定了，这需要你对事物的辨别能力及处事经验。
总的来说，自从政府新出台互联网管理制度以后，微博与各大交流网站已经被牢牢控制。像我这类长期接触新资讯的人马上就能领会，与案情相关的部分信息已经被屏蔽掉了，之所以没被发现，是因为管理做得有水平，而且一般人也不会去关注这少掉的一两条信息。
书琴到的时候，我还在浏览庞杂的信息。音响开得较大，门铃响了几次我都没听见，只顾着看罗琳的微博留言，进行人物的搜索。
当我发觉什么东西在响的时候，才发现是手机铃声。
“喂?”我看都没看接了电话，它可能已经响了很久。
“靳博士，你不在家吗?怎么敲门都没人应啊?”
“在家在家。不好意思，刚一直在忙。”我连忙关掉音响，走到客厅去开门，原来已经四点半了。
门打开的时候，书琴还拿着手机。她穿得很优雅，化了点淡妆。虽然天气有些冷，但她仍然穿着长长的连衣裙配上一件外套。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她穿便服时很漂亮，跟平时的警官形象相差甚远了。她手上还提了个购物袋，里面装着些菜。
“在门口等了很久吧?真不好意思，我刚刚在电脑前看东西，太入神了。”
“没有，我也是刚到。”她温柔地笑了。
我边请她进来边问：“你觉得冷吗?”
“还好，现在到处有暖气。”她指的是地铁。
我拿起空调的遥控器又将温度调高了一点。
“坐吧，当自己家就好。喝点什么?”
“随便就行。”说完她坐在沙发上。
我走进厨房，泡了杯热红茶给她，又给自己倒了杯热水，然后拿着两个杯子向客厅走去。书琴在看墙上的挂画，那是我从画店买来的一幅赫本肖像画。
“知道她是谁吗?”我放下茶杯，走到她身旁，这么问是因为她年龄小，流行的偶像不一样。
“奥黛丽·赫本呀，这么有气质的女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书琴看着挂画说。
“你看过她的电影吗?”
“当然，小时候看过她演的《罗马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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