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想我问错了问题，我是说，为什么是我呢?”
“哦，这是一个富人，一个施予者的诅咒。每个人都想知道他背后隐藏的动机。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尤其当他是个犹太人的时候。”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女士，恐怕你要想想你要什么答案：是单回答你呢，还是对所有人的回答?”
安德莉亚咬了咬下唇，她生自己的气。这个老家伙比她想的要难对付。
他在挑衅，但丝毫没有着急。好吧，老家伙，我就陪着你。我要打开心扉接受你整个故事，然后在你根本想不到的时候，找出我要的答案。我会深挖到底，即便揪出你的舌头也要得到。
“您不是在吃药吗，怎么还能喝酒?”安德莉亚说，她的语气故意带着攻击性。
“我想你也判断出，我吃药是因为我的广场恐惧症。”凯因说，“是的，我吃药是因为我的焦虑，我是不该喝酒。但是我不管。当我曾祖父八十岁的时候，他可不愿意当个不给朋友买酒喝的人。奥蒂罗小姐，如果我用了什么土语你不明白就请打断我。”
“那样的话可能我老要打断您了，我什么土语都不知道。”
“随便。我的曾祖父总是喝酒，我祖父总说：‘你得悠着点。’可他总是说：‘滚开，我已经八十岁了，我想喝就喝。谁也管不着。’他死的时候九十岁，是一头驴踢到了他的内脏。”
安德莉亚大笑起来。凯因在说到自己祖先的时候，声音变了，就像讲故事似的，故意用不同的声调。
“你知道你家族很多事情，你和你兄弟们很亲近吗?”
“不，我的父母死于二战。尽管他们告诉我一些，但是我记不得什么，因为那时我刚出生几年。我知道的我家的事情都是后来从外界获得的资料。是我自己有能力去收集的时候，我去欧洲寻根，寻遍欧洲。”
“跟我讲讲你的根。我想录音，你介意吗?”安德莉亚问，从兜里掏出她的数码录音机。这个录音机可以录好几个小时，质量非常好。
“随你。这个故事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那是在维也纳。一对犹太夫妇走着去一家纳粹占领的医院……”
爱丽丝岛[2]，纽约
1943年12月
尤岱在黑暗中静静地哭泣。土耳其号已经到港，海员在指挥分散在甲板上每一个角落的难民下船。每个人都急切地出来透气。但是尤岱没有动，他抓住约拉冰冷的手，不相信她已经死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和死亡打交道。从离开拉斯法官的藏身之处他就见了许多。逃出那个洞穴，那里令人窒息但是安全，之后就是无数的可怕打击。第一次看到阳光他就知道那里藏着可怕的怪物，第一次走在街上就让他知道任何一个小角落可能都有危险，每次穿过街道，他都先看一眼，然后迅速跑过去。第一次坐火车，那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和那些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的怪物把他吓坏了，他们在到处抓人。幸运的是，如果给他们看那张黄色的卡片，他们就不会再理你。第一次在旷野里他就讨厌雪，那种残酷的寒冷让他走在路上脚冻得要命。第一次看见海，他觉得那是最最可怕的一种经历，好像是一个监狱，他就在里面向外看。
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船上，尤岱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这才让他感觉好受些。只花了一天半时间，他们到了土耳其港口，但是他们等了七个月才得以离开那里。
为了获得签证，约拉·梅尔不懈地努力。那时土耳其是一个中立国家，很多难民聚集在港口，人权组织的咨询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每天英国都有名额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美国也拒绝很多犹太难民的涌入。对于在集中营中的屠杀，世界变成了聋子的耳朵，即使像《伦敦时报》这么著名的报纸提到纳粹，只含混地说是“可怕的故事”。
尽管困难重重，约拉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她在街上讨饭，夜晚用自己的外套给小尤岱盖好。她尽量不用拉斯法官给她的钱。他们睡在任何可以躺下的地方。有时候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小旅馆，有时候是一个拥挤的红十字会门口，那里到了晚上，难民会占据每一寸地方，以至于早上你起来，如果发现你还是一个人占着一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奢侈。
约拉可以做的就是希望和祷告。她不认识任何人，她只会说依地语[3]和德语，她拒绝说他的母语，因为那给她带来痛苦的记忆。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天早上她刚开始咳嗽的时候，她看见了血。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她鼓足勇气，把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一个牙买加水手，那人在一艘飘着美国国旗的货船上干活。那船几天后就起航。水手同意了。于是他们和几百名在美国有亲戚的犹太人一起上了船，那些人因为有亲属得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约拉死于肺炎，那是船到美国前的三十六个小时前。尤岱寸步没有离开约拉，虽然他自己也病着。他的耳朵严重感染使他的听力受阻，好几天耳朵都是堵着的。他的头就像一个装满果酱的桶，任何一个大一点的声音对他来说就像马飞驰而过，因此当水手大声叫他离开这里时，他没有听见。为了吓唬他，水手踢了他几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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