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
是妻姐格蕾塔在叫我。我转身看着她。她像平常那样，关切地看着我。我笑而不答。
“你在想什么?”她轻声问。
她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我还是撒了谎。
“便携式摄像机。”我说。
“什么?”
折叠椅已经被其他父母全部坐完了。我站在后面，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入口处的墙上贴着入馆规则，而且随处可见那些恼人的逗趣的警句，如“别说天空就是尽头，因为月亮上已经有了脚印”。午餐桌已经被折叠起来放到后面。我靠在一张桌子上，感觉到钢铁和金属的凉意。从我们小时候起，小学体育馆的样子就没改变过。现在只是觉得它们变小了。我指着那些家长说：“这里的摄像机比孩子还多。”
格蕾塔点点头。
“而且，那些父母们，他们把什么都拍下来。我的意思是说，什么都拍。他们拍这些东西做什么啊?难道真的会有人从头到尾看这些录像?”
“你不看?”
“我宁愿生孩子。”
她笑起来：“不，你不会生。”
“好啦，是的，可能不会。但我们不是都在MTV的年代长大的吗?快速切换不同画面，还有许多种不同的角度。但就这样把这些都拍下来，还硬要放给朋友或家入看……”
门开了。那两个男人一踏进体育馆，我就看出他们是警察。尽管我的经验并不丰富，也一眼就能看出这点。顺便说一下，我是埃塞克斯郡公诉检察官，暴力事件猖獗的纽瓦克市(Newark)就位于这个郡。电视里有些东西的确表现得没错。比如，大多数警察的穿着方式就很奇怪，里奇伍德市(Ridgewood)富庶郊区的父亲们是不会那样穿着的。我们不会穿西装来看孩子进行准运动表演。我们都穿灯芯绒裤子或者牛仔裤，上身是丁恤，外面套件V领毛衣。这两个人穿着极不合身的西装，是一种很难看的棕色，让我想起被暴雨冲刷过的木块。
他们表情严肃地扫视着体育馆。我认识这个地区大部分警察，但却不认识这两个人。这让我有些心烦意乱。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当然，我知道自己没做过什么，但心里仍然有一点那种“我是无辜的但仍然感觉有罪”的感觉。
妻姐格蕾塔和丈夫鲍勃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儿麦迪逊六岁，和我女儿卡拉在同一个班。格蕾塔和鲍勃一直对我帮助很大。我妻子简——格蕾塔的妹妹——去世之后，他们把家搬到了里奇伍德节。尽管格蕾塔说他们一直打算搬过来，但我表示怀疑。不过，我仍然非常感谢他们，因此没怎么追问原因。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们，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通常，其他父亲们都会和我一样，站在后面观看，但由于这次比赛是在白天，因此，我身边的人不多。母亲们都非常喜欢我，只有一位例外。她现在正举着摄像机，对我怒目而视，因为她偷听到了我刚才那番关于摄像机的废话。当然，她们喜欢的也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做的事。我妻子五年前就去世了，我独自抚养女儿。城里也有其他单亲父母，大多数是离婚妈妈，但我却最受青睐。如果我忘记写便条，或者不能按时去接女儿，或者把她的午餐忘在接待台上了，其他母亲们或者学校教职工们都会主动帮忙。她们觉得我这个大男人表现出无助显得很可爱。但如果某位单亲母亲像我这样，不仅不会有人去帮她，那些年长母亲们反而还会看不起她。
孩子们继续在运动场上翻筋斗或者说摔跤，看你怎洋理解。我看着卡拉。她正全神贯注，做得还不错，但我怀疑她仍然遗传了找这个父亲的不协调性。有运动队的高中女生在帮助训练。那钱女孩子都大了，可能十七八岁。卡拉尝试翻筋斗时，有个女孩子负责帮助她，这女孩子让我想起了妹妹。妹妹卡米尔死时大约就这么大，十几岁。这些媒介的存在让我永远不会忘记妹妹。但可能这也是件好事。
如果妹妹活到现在，也快四十岁了，至少和这里的大多数母亲年龄相近。这样想的确很奇怪。在我眼里，卡米尔一直只有十几岁。很难想象她现在会在哪里，或者说她现在应该在哪里。她会不会也像这些母亲们一样，正坐在这样的一张椅子上，脸上挂着那种“我首先是母亲”的开心笑容，忙着为她的孩子录像呢?我很想知道她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能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少女。
也许我对死亡想得太多，但妹妹被害与妻子早逝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我遭遇过的第一次死亡，妹妹的死，让我走上了现在的工作岗位，确定了我的事业轨迹。我可以在法庭上捍卫正义。我能。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安全;我想把害人之人关进监狱;我想让其他家庭得到我的家庭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的东西——团圆。
对我遭遇过的第二次死亡，妻子的死，我显得那么无助，把一切搞得那么糟。无论我现在怎样做，也永远不可能弥补。
校长在她那张口红涂得太多的嘴唇上挂上那种故作关心的笑容，往两个警察的方向走去，想和他们说话。但那两个男人却几乎没正眼看她。我观察着他们的眼神。那个髙个警察，当然是头，看到我，把目光定格在我脸上。我们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对视了一会儿。他非常非常轻地将头偏了一下，意思是让我从这个充满欢笑声和打闹声的避风港里出去。我同样轻轻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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