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刀。这就是原因。玛戈·格林已经被绑起来了。他只需把她的喉咙割破。我们不知道其他人被害的顺序。他们可能也被绑起来了，绑在树林里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他抓到了道格·比林厄姆。比林厄姆的尸体在一个很浅的坟坑中，离玛戈的尸体只有八百米远。他身上有几处刺伤，手上也有自卫留下的伤口。我们找到了你妹妹和吉尔·佩雷斯的血衣。这些你都知道。”
“我知道。”
贝德福德将椅子向后翘起，脚跟随之踮起：“科普兰先生，那你告诉我。这个突然出现的新证据是什么?”
“吉尔·佩雷斯。”
“他怎么啦?”
“他那天晚上没死，这个星期才死。”
椅子猛地向前落下：“请再说一遍?”
我向他讲了马诺洛·圣地亚哥就是吉尔·佩雷斯的事。我也许应该说，他看上去好像不相信。但这话听上去好像比现实对我更有利。现实是，贝德福德特工盯着我，仿佛我在试图让他相信复活节兔子是真的一样。
我说完之后，他说：“我还是直说吧。”女服务员端着我们的咖啡回来了。贝德福德没接着说。他小心地把杯子端到嘴边，设法不让杯沿碰到他的胡子：“佩雷斯的父母否认那是他。曼哈顿警方不相信那是他。而你却说——”
“是他。”
贝德福德哧咏笑起来：“我想，你已经占用了我足够多的时间，科普兰先生。”
他放下咖啡，准备起身向火车座外面走。
“我知道是他。我迟早会证明这点的。”
贝德福德不动了。“告诉你吧，”他说，“我们就来玩你的游戏。就算那的确是吉尔·佩雷斯，就算他那天晚上没死。”
“好。”
“这也不能减轻韦恩·斯托本的罪行。根本不可能。有许多人”——他死死盯着我——“都相信斯托本第一次作案时有帮凶。你自己也问过他为什么能制伏那么多人。嗯，如果他们是两个人，只有三个被害者，那就容易多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那你现在认为佩雷斯可能是帮凶?”
“不。天哪，我甚至不相信他那天晚上没死。我只是在假设。假设曼哈顿停尸房里那具尸体的确是吉尔·佩雷斯的。”
我往自己咖啡中加了一包蔗糖素和一些牛奶。“你熟悉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吗?”我问。
“写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人?”
“正是。夏洛克的格言之一好像是这样说的：‘得出数据之前便进行推论是一个大错误，因为你会歪曲事实，以便让它们适应推论，而不是让推论去适应事实。’”
“科普兰先生，你开始磨炼我的耐心了。”
“我已经给你一个新事实。你没有认真去回想发生过的事，而是立即找到了一个歪曲事实，并使之去适应你的推论的方法。”
他只是盯着我。我不怪他。我的确有些过分，但我需要这样。
“你知道任何与韦恩·斯托本的过去有关的事吗?”他问。
“知道一些。”
“他与这类人的形象剖析完全吻合。”
“形象剖析不是证据。”我说。
“但有帮助。比如，你知道斯托本十几岁的时候他邻居家的动物失踪的事吗?”
“真的?嗯，这些都是我需要的证据。”
“需要我给你举个例子吗?”
“请。”
“我们有个这方面的证人。一个叫查理·卡迪森的男孩。他那时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他被吓坏了。韦恩·斯托本十六岁时，活埋了一条白狗。什么品种呢?好像是法国……”
“卷毛比雄犬。”
“对。他把那条狗一直埋到脖子处，只有脑袋留在外面。可怜的小东西一动也不能动。”
“太恶心了。”
“还有更恶心的呢。”
他又非常讲究地喝了一小口咖啡。我等着。他把咖啡放下，用餐巾纸轻轻擦擦嘴。
“你这个营地老伙计把狗狗的尸体埋了之后，还跑到这个叫卡迪森的小孩子家去，小孩家有那种坐在上面操作的割草机。他要求借割草机……”
他不说了，看着我，点了点头。
“呃。”我说。
“我还能举出其他的类似例子。也许有十几个。”
“但韦恩·斯托本终究还是在那个营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艾拉·西尔弗斯坦好像是个顽固的家伙，总是不对雇用的人进行背景调査。”
“那些谋杀案刚发生时，没有任何人怀疑过韦恩?”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事。首先，到热爱和平夏令营现场去的是地方警察，不是我们。那时，这还不是联邦调査局负责的案子。至少开始时不是。最重要的是，斯托本成长期间，周围的人都被吓坏了，不敢出来指控他。就像查理·卡迪森一样。你一定还记得，斯托本是富家子弟。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但她母亲庇护他，不管他做出什么事，他母亲都会用钱去解决，对孩子过于溺爱。顺便说一下，她也非常保守，非常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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