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系列杀手形象剖析中的另一个钩号?”
“科普兰先生，这不仅仅是形象剖析的问题。你知道那些事实。他住在纽约，却想方设法到了三个案发所在地一弗吉尼亚、印第安那、宾夕法尼亚。这难道不奇怪?当然，还有这个重要转折点：我们拿到捜査令后，在他家找到了一些物品一典型的战利品。那些东西恰恰是各位被害者生前的私人物品。”
“不是全部被害者，”我说。
“已经足够多了。”
“但没有第一起谋杀案那四个被害者的物品。”
“没有。”
“为什么没有?”
“要我猜吗?斯托本可能太匆忙。他还要处理那些尸体。时间不够。”
“不过，”我说，“这听上去也有点像扭曲事实。”
他仰起头，仔细打量着我：“那你的推论是什么，科普兰先生?我很想听听。”
我没说话。
他张开双臂：“在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亚州割破营员喉咙的系列杀手碰巧是一个夏令营的辅导员?而且至少还有另两个被害者的喉咙在那个夏令营被割破?”
他说得有些道理。我从头开始就在想这个问题，但还没想明白。
“你知道那些事实，不管扭曲与否。你是检察官。告诉我，你认为那些树林中发生过什么事。”
我想了想。他等着。我又多想了一会儿。
“我暂时还不知道我说，”也许现在推论还太早。也许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实。“
“你们了解事实的时候，”他说，“韦恩·斯托本那样的人会杀掉更多的营员。”
他这话也有些道理。我想到了对麁雷特和马兰兹不利的强奸证据。如果客观地去看，对韦恩·斯托本不利的证据同样多，也许还更多。
或者，至少有那么多。
“他没杀吉尔·佩雷斯。”我说。
“我听到你说过了。因此，为了我们便于讨论，把这个因素排除在外吧。还是这样说吧，假设他没杀吉尔·佩雷斯。”他张开手掌，伸向天花板，“那会让你怎样做?”
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想，那可能会让我感到纳闷：我妹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9
—个小时后，我已经坐在飞机上。缪斯给我打电话时，机舱门还没关上。
“和斯托本见面的情况如何?”她问。
“回头告诉你。法院那边怎样?”
“听说他们提出了申请什么的，好像没什么进展。他们频繁使用‘请慎重考虑’这几个字。当律师一定无聊透顶。遇到这样的时候，你是怎样做到没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的?”
“这需要磨炼。那什么结果也没有?”
“没有。但明天休庭。法官星期四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在内庭见所有辩护律师。”
“为什么?”
“他们说的那些‘请慎重考虑’已经传开了，但你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助理说可能没什么大问题。听着，我还有事告诉你。”
“什么事?”
“我让我们最好的电脑专家对发给你朋友露西的那些日记进行了来源追踪。”
“结果呢?”
“与你已经知道的吻合。不管怎么说，开始是吻合的。”
“你说‘开始’是什么意思?”
“我先拿到他提供的信息，然后打了些电话，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
“什么事?”
“我想我知道是谁发的那些日记了。”
“谁?”
“你的黑莓手机在身上吗?”
“在。”
“资料很多。我还是把所有详细资料都用邮件给你发吧。”
“好。”
“我不想说更多了。我想看看你是否和我得出同样的答案。”
我想了想她的话，仿佛听到我与杰夫·贝德福德的对话在耳边回想：“嗯，不想让我扭曲事实去适应推论吗?”
“你说什么?”
“没什么，缪斯。把邮件发过来吧。”
离开杰夫·贝德福德四个小时后，我坐进了露西办公室隔壁那间办公室里。这个办公室的主人是个英语教授，休年假去了，露西有钥匙。
他的助教，一个叫朗尼·伯杰的男人，没敲门就走进来时，露西正看着窗外。好笑的是，朗尼让我想起了露西的父亲艾拉。他看上去有点像小飞侠彼得·潘，一个被抛弃的赶超崇拜者。我不是在抨击嬉皮士或极端左翼分子，或者你所知的任何这样的人。我们需要他们。我坚定地相信，我们需要两个政治极端的人，甚至(也许更需要)你不赞同或者想仇视的人。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会很没趣。其实，谁也不会过多地去琢磨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想想吧!没有右就没有左。如果左右都没有，也就没有中间派了。
“露西，有什么事吗?我和辣妹女服务员的约会棒极了……”朗尼突然看到我，声音顿时低下来，“这是谁?”
露西仍然看着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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