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该给他来几针肉毒杆菌了。”贝琪说。显而易见，肉毒杆菌的祛汗功能和抗皱功能一般出色，博尔特夫妇的一些客户在上庭前往腋下打了几针，贝琪和坦纳眼下已经在向我提议这一招，他们的口气既轻描淡写又拐弯抹角：“如果”案子真的上了庭的话……
“没错，我太太已然下落不明，我却在打美容针，新闻媒体要是知道这消息的话，那真是给我帮了大忙。”我说，“刚刚我说错了话，应该是‘我太太此刻正下落不明’。”我清楚艾米还活在人世，但我也清楚自己压根儿找不着她，因此在我心里，她已经不再是活生生的妻子。
“这次改口改得好。”坦纳说，“下一次要在出口之前改掉。”
下午五点钟，坦纳的电话响了，他瞥了眼显示屏说了句“是波尼”，随后让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稍后我会打电话给她。”坦纳不希望在这关头再冒出一波新消息、新传闻，或者再冒出一轮审问，免得乱了阵脚，我倒是同意他的做法，此时此刻我可不希望想起波尼。
“我们不该瞧一瞧波尼想干什么吗?”玛戈说。
“她想让我倒霉倒得更惨。”我说，“几个小时后我们会打电话给她，她等得起。
”我们一群人都定了定神，免得让波尼的电话烦心，屋里沉默了半分钟。
“我不得不说，见到莎朗·席贝尔本人简直让我激动万分，她是一位非常优雅的淑女，跟宗毓华不一样。”玛戈终于开口说道。
我闻言哈哈大笑起来，正好遂了玛戈的心意。我的母亲极为喜爱莎朗·席贝尔，却对宗毓华看不过眼，当时纽特·金里奇给希拉里·克林顿安了一顶“泼妇”的帽子，宗毓华为此在电视上为难纽特的妈妈，我母亲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我已经不记得当时那场采访的详情，只记得它惹得母亲火冒三丈。
下午六点钟，我们迈步进了房间，屋里面对面摆着两把椅子，椅后遥遥露出圣路易斯拱门的身影。时间挑得正好，此刻的拱门显得光彩璀璨，却又避开了窗户上刺眼的落日余晖，这样的阳光让我心中油然升起一个念头：“此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一个制作人踩着一双颤巍巍的高跟鞋 “咔嗒咔嗒”地朝我们走来，向我交代了接下来的事项(我叫不出该制作人的名字)：莎朗可能会把问题问上好几遍，以便让采访显得尽可能的流畅，也能多拍一拍莎朗的表情。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不得找律师沟通;在回答问题时，我不得改口重换一套说法，但可以重新组织语言。“这里有水可以喝，现在给你别上麦克风吧。”她说。
我们向那两张椅子走去，贝琪用手肘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我低头一看，她向我亮出一口袋软糖。“要记住……”她一边说一边指指我。
这时套间的大门突然敞开，莎朗·席贝尔迈步走了进来，脚步施施然仿佛踩在云端。她是个美貌的妇人，恐怕从未有过少女般娇羞的时候，也从未有过鼻子上冒汗的时候，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双棕色的眼睛大得出奇——这样的双眼看上去既可能透出几分善良，也可能透出几分邪恶。
“莎朗来了!”玛戈学着母亲的模样兴奋地低语道。
莎朗转向玛戈庄严地点了点头，朝我们迎上前来，“我是莎朗。”她的声音温暖而低沉，伸出手握住了玛戈的双手。
“我们的母亲十分崇拜您。”玛戈说。
“我很开心。”莎朗的话语听上去带着几分暖意。她转身面对我刚要开口，制作人却踩着高跟鞋“咔嗒咔嗒”地走来和她耳语了几句，瞧了瞧莎朗的反应，接着又说起了悄悄话。
“噢，哦，我的上帝。”莎朗说道。当她再次转身面对我时，那张脸上已经全无笑容。
艾米·艾略特·邓恩 事发之后十日
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拨打了一个电话。对方要到今天傍晚才能见我，可想而知，颇有一些麻烦需要解决，因此我把一整天时间都花在打扮和准备上了。
我靠着湿纸巾加绿色啫喱在一家麦当劳的洗手间里梳洗了一阵，又换上一件不值钱的薄裙，寻思着该说些什么。奇怪得很，我竟然迫不及待地盼着这次见面。此前那一段狗屎不如的生活让我颇不耐烦：公用洗衣机里总是卡着别人的湿内裤，还有人犹犹豫豫地伸出手指捏着内裤扯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那间木屋里的地毯有一只角总是有点儿湿漉漉——浴室的水龙头一直在滴水。
下午五点钟，我驾车往北驶向会面地点，那是一家名叫“马掌巷”的赌场，我的眼前冷不丁就出现了它的身影，看上去恰似一片稀稀拉拉的森林中冒出了一片闪烁的霓虹。我停下车，打量着四周的景色：一队上了年纪的老家伙正拖着拐杖、步行器和一摇一晃的氧气瓶匆匆奔向灯火通明的赌场，看上去好似一队支离破碎的昆虫。一些愣头青正急急忙忙在这群耄耋老人中穿来穿去，他们身上的打扮考究得过了头，一定是看多了拉斯维加斯赌场片，正千方百计学着著名组合“鼠帮”[1]的做派，实际上却正置身在密苏里州的树林里，身上披着一套不值钱的西服，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寒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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