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该米隆说些什么的时候了。谈判的另一条准则就是：不要像猪一样贪婪，总是一味索取。时间一长，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认为一个女人可能敲诈过格里格，”他说，“她有好几个化名。通常叫卡拉，但是她还用过萨莉、利兹这样的名字。上星期六晚上她被人杀了。”
这句话震住了马蒂，或者至少他表现出来的样子是惊呆了。“警方背定不会怀疑格里格——”
“不，他们怀疑。”米隆说。
“但是为什么呢?”
米隆说得比较模糊。“在她遇害当晚，别人看到格里格是最后一个和她在一起的人。谋杀现场有他的指纹，警方还在他的房里找到了凶器。”
“警方搜查了他家?”
“是的。”
“但是他们不能这么做。”
已经摆出了准备扭曲事实的律师架势。“他们有搜查令。”米隆说。“你认识那个女人吗?那个卡拉或萨莉?”
“不认识。”
“那你知道格里格在哪里吗?”
“不知道。”
米隆注视着他，但却无法分辨出他是否在说谎。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从来不能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眼睛，身体语言或其他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来判断出他是否在说谎。神情紧张而又烦躁不安的人可能也会说实话，而好的说谎者却能看起来像电视广播长剧里的阿伦·阿尔达…样的真诚。所谓的“身势语”的笃信者常常只会更加确定无疑地被愚弄。“为什么格里格取走了五万美元的现金?”米隆问。
“我没问，”费尔德说，“正如我刚刚向你解释过的，这样的事我不管。”
“你以为是用去赌博的。”
费尔德还是懒得问答他。他把眼光从地上抬起。“你说那个女人敲诈他。”
“没错。”米隆说。
他定定地看着米隆，“你知道她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吗?”
“我不是很清楚。我想是赌博这件事。”
费尔德点点头。他的眼睛直视着前方，用遥控器指向身后电视机，按了几个钮。屏幕一亮，出现了灰色的静止画面。然后黑白画面显示出来了，是一个旅馆房间。摄影机似乎是从地下往上拍的。没有人在房间里。屏幕上角的数字计时器显示出当时的时间。这个设置让米隆回想起玛利亚·巴里吸着劈里啪啦烟袋的那部录影带。
哦，对了。
这能成功吗?和人上床很推成为基本证据来证明母亲不适合抚养孩子，但要是毒品呢?除非是拍到女方在旅馆房间里用嘴巴或鼻子吸毒，或者是注射毐品，不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做到费尔德所说的保持平衡呢?那会怎么影响法官呢?
但是米隆快要看到的内容证明，他错了。
旅馆房间的门开了。爱米莉一个人走进来，不时地回头看看。她坐在床上，但马上又站起来，踱着步子，又坐下了。又开始踱步。她检查了一下浴室，走了出来，又来回走着。她拿起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旅馆宣传册，客房服务指南，电视向导、“有声音吗?”米隆问。
马蒂·费尔德摇摇头，没有，他仍然没有看电视屏幕。
米隆一动不动地看着爱米莉继续着她那紧张的一系列表现。突然她停住了，转向门。一定是听到了敲门声。她迟疑着走向门。去找相好先生?很有可能，米隆猜测。但是当爱米莉转动门把。打开门时，米隆意识到他又错了。迸人房间的不是相好先生。
而是相好女士。
两个女人谈了几句，在房间的小酒桌上喝了一杯。然后她们开始脱衣服。米隆觉得胃在翻，等到她们移到床上时，他觉得已经看得太多了。“关掉它。”
费尔德照办了，还是没看屛幕。“我重申一遍我说过的话。我并不以此为荣。”
“你真行。”米隆说。
现在他明白了爱米莉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敌意。的确，她被偷拍到和人做爱——不过不是和一个男人，而是和一个女人。当然没有法律禁止这种事。但是大多数法官会受到影响。这就是现在的世道。而说到世道，米隆知道那个相好女士还有另一个昵称：“砰砰”。
第二十九章
米隆走在通向自己的办公室的路上，一边想弄清楚所有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砰砰”在所有事件中不只是一个无害的消遣人物。但是她究竟是什么人呢?她是设计陷害爱米莉，还是，她也不知道被人偷拍了?她们是长期稳定的情人还是只是风流一夜的伴侣?费尔德宣称他不知道。在录像带上，这两个女人看起来还不是很熟悉对方——至少，从他看的那一小段中看不出来——但是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米隆从东面抄近路，走到第50号街上。一个白化病人，戴着麦茨队球帽，破牛仔裤外面套着条黄色拳击短裤，正一边弹着印度西它(一种印度乐器)，一边唱着六七十年代的经典歌曲《夜晚芝加哥之死》。歌声让米隆想起自助洗衣店后面的中国老妇。这个白化病人旁边放着一个罐状杯子和一堆卡带。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原版卡带：本尼和他的神奇西它，只要十美元”。原版，哦。不会有谁想要那个白化病人模仿的别人的歌，西它，广播里七十年代的歌曲，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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