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吗?”哈丽雅特语气温和地说。她在他们的讨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加入进来了，但一直安静地在扶手椅里坐着，帽子放在膝盖上，抽着烟。
“是的，真的吗?”温西说，当摩尔康伯夫人还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证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十二点在哪里，但现在还真的知道吗?我看见了范内小姐的眼里有一丝闪光，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向我们宣布。
请讲吧，我很想听听!罗伯特·坦普尔顿有什么发现?
“威尔顿先生，”哈丽雅特说，“十八日星期四并没有在威利伍康伯干什么坏事。他根本就没在威利伍康伯做任何事。他根本就没有去威利伍康伯，他没有买领子，他没有去冬日花园。摩尔康伯夫人一个人去，又一个人离开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威尔顿先生在整个过程的任何一段是和她在一起的。”
“哦，瞧我这未卜先知的本事!这太符合我的名望了!我说那个两点钟的不在场证明会攻破的，它却像平铁礁石一样依然屹立。我说过威利伍康伯的不在场证明是站得住脚的，但现在却像陶瓷一样摔成碎片。‘美丽的姑娘，我以后将不再追随你。①’哦，现在，再见了，安静的灵魂!再见了，自满之心!再见了，‘奥赛罗的占领已经不复存在了②’。你对此能肯定吗?”
非常肯定。我去了那家男士用品店，要买我丈夫在十八日买过的那种领子。我有小票吗?没有。哪一种领子?就是普通的领子。你丈夫长什么样子?我把亨利·威尔顿的样子以及他的黑色眼镜描述了一下，但没有人记得这个人。你们可以查一查账簿吗?好的，他们在抽屉里翻找着文件，最后找到了。哦，是的，助理记得那些领子，是卖给一位女士的。一位女士?哦，是的，那一定是我丈夫的姐姐了。我把摩尔康伯夫人的样子描述了一遍。是的，就是那位女士。那天早上就卖出去这一单领子吗?是的。那就一定是这种领子了。然后我买了六个领子——就在这里——并打听了那位先生是否坐在门外的车里。先生们总是不喜欢买东西。没有，没看到先生。助理把袋子拿出去放在车上，但车是空的。然后，我又去了冬日花园。当然，我知道已经①出自于戏剧《露易丝受辱记》里的一首歌《阿姆斯特丹的姑娘》。②引自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第三幕。
有人问过他们关于威尔顿的事了，但我问的是摩尔康伯夫人。我找到了一位服务员，他记得她的样子和装扮，还记得她在给节目做笔记。自然，是为威尔顿做的。在那之后，我又去问了集市广场的值班交通警察——一个机灵又好心的交通警察。他记得那辆车，因为号码很好笑，他还注意到除了开车的女士之外，车里没有别人。当车离开的时候，他又看了一眼，还是只有那位女士在车上。所以，就是这样了。当然，摩尔康伯夫人有可能在达里和威利伍康伯之间的某个地点把威尔顿放下来，但至于说他去了威利伍康伯，我可以保证是谎言。不管怎样，他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和那位女士一起到广场。
“是在说谎，”格莱谢尔说，“他到底是在哪里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是顺着海滩骑那匹小母马在十一点的时候出去的，十二点半左右回来。但为什么?”
“这也很明确。他就是海上来的骑士。但他还是没有杀保罗·亚历克西斯。到底是谁干的呢?”
“这个，勋爵阁下，”昂佩尔蒂说，“我们必须得回到第一个推论。威尔顿带来了他们谋反的坏消息，所以亚历克西斯就自杀了。”
“用摩尔康伯的剃须刀自杀?不，这不对，侦探，这都不对。”
“我们是不是最好问一问威尔顿，问他究竟知道些什么。如果我们用摩尔康伯和那封信来逼迫他，他也许会坦白的。如果他十二点十五分的时候在那里，他一定看见过亚历克西斯。”
温西摇了摇头。
“有风险，”他说，“有风险。听着，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的切入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能知道更多亚历克西斯寄给‘伯瑞斯’的信就好了，它们会说明一些问题的。你觉得，这些信会在哪里?你可能会说是在华沙，但我不这样认为。我想，华沙只是一个中转的地址，所有邮寄到那里的东西很可能都会回到摩尔康伯的手中。”
“那么我们可能会在伦敦找到它们。”格莱谢尔心怀希望地说。
“只是有可能。我们可以看出，导演这一场戏的人不是傻子。如果他叫亚历克西斯毁掉所有的信件，那么他几乎不可能冒险自己把这种东西保存下来。但我们还是可以尝试一下，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对他下一张搜查令吗?”
“有。”格莱谢尔沉思着，“如果摩尔康伯就是布莱特，那么他已经给了警察错误的信息。我们可以把他当做嫌疑人拘留起来，并搜查他在肯辛顿的住所。伦敦的警察们现在正在盯着他，但我们不想太操之过急。我们想的是，也许真正的凶手会和他联系。你看，整件事里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个真正杀人的家伙，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但当然，也有一个不利因素，我们给摩尔康伯越多的自由时间，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消灭证据。也许你是对的，勋爵阁下，我们应该把他逮捕起来。只不过，你得想到，如果我们去逮捕他的话，就一定得做出指控，因为公民有人身保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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