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是“前科”对人选造成了影响。当一个职位出现好几个候选者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通常都是以过去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来担任，这是警界人事的常态。因此对于三上来说，有问题的并不是选择自己出任广报官的警务部，而是同意把自己交出去的刑事部到底在盘算什么。他鼓起勇气在深夜时分造访荒木田刑事部长的官邸，却只得到“这件事已经决定了”的答案。就跟二十年前一样。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遭到彻底的忽略。身为一个刑警走过的漫长岁月，让他的沮丧与失望更加深刻。
两年后就能回到刑事部。他用这句话把所有的情绪打包装箱，前往广报室任职。他还没有放弃，也不想再犯下因为自暴自弃而白白浪费岁月的愚蠢错误。毕竟，长年认真工作所锻炼出来的脑袋和身体，都不允许他对上头交代的课题敷衍了事。
改革广报室。他深知这是自己最应该要先面对的工作。
他在二十年前看到的广报现场总是充满了伪善的气氛。完全没有清楚的愿景和策略，只是一味地被要求必须跟记者打好关系。也因此个个都把姿态放得很低，抹去警官原有的架势，装成很理解报导这项工作，一肩揽下媒体因为不满警察组织的封闭而有的那些无的放矢。对世人打着“广报广听”的名号，但“广听”只不过是努力地装出一副理解者的嘴脸，负责对记者夹枪带棍的话点头称是，提供自以为是舆论代书者的记者们一个释放压力的管道罢了。“我们不过是消波块而已”。当时的广报官曾经如此自嘲，言之下意是指取悦媒体、建立虚与委蛇的关系、让媒体批判警方的矛头不会那么尖锐就是他们全部的工作。
的确，广报的历史尚浅，所以应付记者的技巧未臻纯熟也是事实。但是说到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地方警察尚未习惯“情报要由广报室统一对外发言”这种警察厅[注]强加给下面的制度。负责侦办案件的是以刑事部为首的警界“前线部门”，但是发表业绩的场面却是由警务部来指挥调度，也难怪他们会觉得这种形式是在剥夺前线的权限。在这之前，刑事部都是靠部长或课长的判断直接控制报导的方向，对于底下某些一线刑警对记者透露一些自己的办案功劳常常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原本在刑事部里并没有宛如“女巫狩猎”般的肃杀之气。
[注：日本负责统筹各地警察组织的中央行政单位。]
“广报制度是黑船。”据说第一任广报官曾经很感慨地说过这句话。如果把刑事部比喻成幕末[注]，那广报制度就是黑船[注]了。虽然刚开始导入的时候，刑事部毫不掩饰对警务部的深恶痛绝，但是后来偃兵息鼓，慢慢地接受了管理部门的新制度。不对，或许是有意地融入其中也说不定。从此，刑事部是由一群不计利害得失的人聚集起来的时代终于画下句点，开始出现一狗票缺乏现场经验、脑中只有管理二字的上级干部，他们把新导入的广报制度当成代罪羔羊，巧妙地利用了这原本是要防止情报从处于放牛吃草状态的现场泄漏出去的制度。只要想通这一点，那么一切就了然于心了。
[注：日本历史上由德川幕府所统治的江户时代末期。]
[注：江户时代末期，强迫日本开放门户的美国海军船队。]
事实上，现场变得高深莫测。总括来说，刑警们开始对值夜班的记者们三缄其口，“去问广报的人”就像流行语一样地蔓延开来，就连刑事部的办公室也开始弥漫着一股互相牵制以防止消息外泄的气氛。这股晦暗不明的气氛逐渐转化成忿忿不平，仿佛是要泄愤般地矛头全都指向广报室。拒绝提供任何有真凭实据的搜查情报，不仅如此，一旦报上出现独家新闻，就把责任全部推到广报室头上。互相怨恨与猜忌更是助长了彼此的仇视。广报室是警务部秘书课的直辖单位，看在其他人眼中，广报室等于是本部长的眼线，彼此沆瀣一气、蛇鼠一窝，也因此总是受到其他单位冷淡又带刺的视线攻击。
总之，广报室背负着不幸的身世。明明是为了统一情报所设置的窗口，但是得到的情报量及其速度却跟“离岛”差不多。愿意采取合作态度的只有想要宣导交通安全施政效果的交通部而已。就连记者们也没有把广报室放在眼里。当他们看穿广报室并不是讯息集中的窗口，只是负责处理记者会前置作业的部署之后，态度就愈发不屑。另一方面，二楼的警务部长室只会提出要收服记者的这种无理要求。从早到晚持续在警务部长室与记者室、刑事部与记者室的夹缝中挣扎，结果广报室终于变成一个充满消耗、疲弊、叹息的房间。
经过二十年，上述的结构本质依旧没有改变。虽然也培养出几个像诹访这种广报的专业人才，但是通往“上级”、“现场”、“媒体”的三条路依旧处于青苔满布、此路不通的状态。当然，D县警本身也有问题，其他县警的广报部门在这十年之间，几乎都已经从“室”升格为“课”了。一方面或许是受到干部职浮滥的压力，中小型规模的县警的确是陆续改变政策，拼命地想要追上大规模县警的脚步，让广报成为名符其实的精英路线。就跟个人的升迁一样，广报室一旦升格，讲出来的话就会比较有力量，跟前线部门的关系也会产生变化，情报的交流变得更加活络，为了保持利害关系的平衡，枪口还会一致对外。如今，策略性地将事件的家宅搜索之类的情报透露给媒体知道的广报系统已经逐渐成为主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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