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厉果早一步进入“302”的，还有一个名叫张晟的年轻人。石建国精神失常后不久，张晟也奇怪地出现了定向系统紊乱、妄想等诸如此类的精神病症状。
对于“302”在最后一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厉果讳莫如深。作为仅存的一名经历者，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心态调整过来，重返工作岗位。
在刑警队，与他联系接口的是队长何鹏涛。
2005年的某天清晨，厉果接到了何鹏涛的电话。
桐城市。
作为中部省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桐城市这几年的建设并不如沿海地区。朝令夕改的城建规划，让这座城市还来不及焕然一新，就被新的烟尘笼罩了，活像一座巨大的建筑工地。
马路上土方车呼啸而过，勤劳朴实的农民工在钢筋水泥里蓬头垢面、日以继夜。因为政府与开发商之间微妙的利益冲突，或资金短缺之类的问题，很多项目往往到了一半就遥遥无期了。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一脸茫然地走在城市里，然后进入另一个工地，用汗水去浇灌下一个希望。
这明显是个安全隐患。
然而这次事态更为严重——桐城系列杀人案——发生在郊区无人看守的废弃工地或烂尾楼里，并且，无一例外地由拾荒者发现、报案。
“谈不上完美——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谋杀的话。”这是何鹏涛见到厉果后的第一句话，“但技术痕迹明显，受害者分别为医院主治大夫和中年教授，男性。两人在三天内，以同样的方式分别被害于午夜12点至凌晨4点之间。事先被迷药迷倒，至于死法……”他没有接着说下去。
走进现场，厉果看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
死者下身裹着白色浴巾，头戴浴帽坐在一个木桶里，右手搭在桶外，手中握着一支鹅毛笔，地上有一张白色的纸。死者的衣裤被整齐地码在十多米外的地上，很明显是现场换下来的。致命的是插在死者胸口的一把匕首，直中心脏。死者死于失血过多，鲜血盛满了小半个木桶。
厉果心头一惊，这不是世界名画《马拉之死》里的场景吗?
厉果并不推崇教条主义，但统计学的数据马上告诉他：如此匪夷所思的“仪式性”杀人，九成以上的嫌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刚刚两案并一案，我想还是要给你个电话。”何鹏涛说道。
厉果问：“现场有没有直接证据?”
“很有反侦查意识啊，现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明显是刻意清扫过的。罪犯心理素质似乎好得出奇，到现在为止都没留下破绽。”
“目击者呢?”
“这里比较偏僻，又是发生在深夜，所以走访结果令人悲观。而且因为消息封锁，我们无法从正面途径向群众征集线索，都得靠我们自己跑，人力有限啊。究竟是昏迷后被运到现场，还是诱骗过来下的药，现在都还没什么头绪。”
“两名受害人之间有什么关联?”
“通过家属、单位走访，电话记录查询，社会关系排查，上网记录统计等搜集的信息来看，两人之间并没有交集，起码到现在为止，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们彼此认识，或者有共同认识的人和组织。总之，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厉果蹲下来，用手指在地上摸了摸，放到鼻子前嗅嗅。
“宣泄型罪犯!”姚静曼手拿笔记本，在一旁插话了。她是桐城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今年才毕业，在厉果手下做实习助理。
“什么意思?”何鹏涛一头雾水。
“凶手施暴的目的不是谋杀，而是情感的宣泄。”姚静曼耐心地解释。
厉果依旧没说话。
《马拉之死》，法国旧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作品，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情形。
主人公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重要领导人，为了躲避迫害，长期藏身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他有着狂热的革命激情，渴望改变社会，同时他又是个暴君，主张残酷无情的铁血政策。可以说，正是他的残暴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厉果努力回忆着过去在画册上看到的有关《马拉之死》的介绍。
那是一幅在特殊年代里，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写实油画作品。如果因此而联想到罪犯是因为政治而谋杀，显然是不妥当的。首先，受害者并不是政坛人物;其次，政治犯往往采取纵火、爆炸或投毒等危害性更大的群体性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博取当权者的关注……
姚静曼说得没错。
照现场分析，嫌疑人很有可能长期处于压抑和焦虑状态，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宣泄出去，而最终导致偏激或幻想行为的产生。
厉果皱着眉头继续想着。如果排除以上种种可能，尽管不愿意，也尚未有足够的证据，可现场的迹象依然表明：他们很有可能遇到了一个变态连环杀手!
而《马拉之死》所象征的内涵，正是罪犯内心焦虑的外延：想要宣泄的情感内容。
稍作思考后，厉果进一步把嫌疑人判断为“随机杀人的宣泄型系列杀手”，然后他给出了对嫌疑人的初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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