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常驻本地的男性;
2.年龄在28～35岁之间;
3.受过高等教育，未婚，有洁癖，经常因为纠结于不必要的小细节而影响工作进程，受到领导指责;
4.身体强壮，独来独往，言辞木讷、不得志，因为工作岗位次要，长期被同事或亲人忽略，近期可能有重大挫折，例如被解雇、降级、调离原工作岗位等;
5.有英雄妄想情结，可能进行过心理咨询;
6.喜欢穿有四个以上口袋的外套;
7.有一辆使用期五年以上的黑色三厢轿车。
诚然，犯罪心理画像只是刑侦工作的辅助手段。它是推理，但不是严谨的科学，是通过各种资料、线索，进行分析、总结，得出的一个可能成立的结论。完全否定这种手段，显然是无知的;但如果全盘尽信，自然，也是危险且草率的。
厉果给出的嫌疑人画像，尽管让人看到了一个轮廓，但于细节之处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就像看到飞驰而过的车里的某个人——即使如此，也足以让实习生姚静曼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犯罪心理画像的特殊性在于，它用来推理的线索不仅仅是类似一枚指纹之类的证据。要精确锁定嫌疑人，还要搜集现场的心理痕迹，进入罪犯的内心，通过心理画像来推测嫌疑人的种种特征。”厉果解释，“除此之外，还要参照以往同类案件的罪犯的共性。
“幼年时期遭受挫折，被亲人轻视或女友抛弃，从而埋下深深的自卑感——
“彰显自我价值的渴求与这种自卑感长期‘针锋相对’——
“却因为孤独、缺乏与人沟通而导致这种矛盾愈演愈烈——
“由于外界的诱因而逐步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不能自拔——
“恰当的时机，‘成就’杀人行为，宣泄长期以来的压抑和焦虑。究根溯源，我觉得本案嫌疑人依然未能逃脱长期自卑和孤独的困扰。另外，此案嫌疑人想通过这种形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用《马拉之死》来表现自己的意图，就画的内容而言，他很明显有英雄情结的妄想。此类妄想的初级阶段，会有很明显的行为或言论变化，一定会被旁人觉察，他受过高等教育，周围的人一定也具有相同的素质，因而极有可能懂得送他去接受心理咨询。
“之所以推测他受过高等教育，是因为《马拉之死》是一幅在中国并非家喻户晓的世界名画，不管嫌疑人想要借此来表达些什么，起码他选择这幅画来为自己‘代言’，说明他具备一定的知识面。
“25至40岁的男性，正是妄想型心理障碍的高发阶段;鉴于妄想的程度以及在作案时所需的体力与精力，所以我初步给出的结论是在28至35岁。
“现场的布置一丝不苟，不留痕迹，很明显是经过精心打扫的，那些整齐的受害人的衣物，更说明他像一个完美主义者一样布置了现场，不容许任何瑕疵。完美主义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强迫症，自然会在工作中因为吹毛求疵，与领导和同事发生争执。
“28至35岁未婚的男性，有严重社交障碍，一般不会在称心如意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也符合整个心理画像的逻辑。
“如果他苦心经营却始终得不到期待的工作岗位，那么极有可能产生极端的报复心理，以此来证明自我价值，而目标正是他梦想成为，但始终没能成为的城市中产者。
“至于为什么喜欢穿有四个以上口袋的外套，有一辆使用期五年以上的黑色三厢轿车——”厉果没有作出解释，他只是吩咐姚静曼，“也许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析，看看会不会与我得出不同的观点。”
刑侦大队被分成了两队，一队按照常规继续深入走访有关此案的嫌疑人的家属与知情人;另一队则由何鹏涛带领，加上厉果与姚静曼，负责缩小侦查范围，根据画像内容进行全城排查。
然而，这工作量依然不小。
全城符合以上描述的男人不在少数，而且散落各地。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谁是凶手，看来实在无从下手。好在描述中还有“心理咨询”这一条，倒可以作为切入点。桐城不大，注册的心理咨询公司不超过十家，有精神科的医院只有一家，可以对此进行初步的排查。
很快，摆在何鹏涛面前的，是三年内因为有妄想倾向而接受过心理咨询的病人案例，一共三百多例。
“难道这三百多人，不管是不是本案凶手，都有可能转变成变态杀手?”面对高高堆起的资料，何鹏涛皱起眉头。
“理论上他们都属于高危人群，假如一定要追个究竟，基数还要比现在这个大得多。我们仅以妄想倾向作为排查对象，而且国人向来没有心理咨询的意识，这其中应该还包括很多有问题但从来没有进过心理治疗室的人。不过——”厉果顿了顿，“也不必悲观，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要通过杀人来实现自己的幻想。实际上，其中会‘升级’成杀人犯的只占极少数，‘升级’成我们今天遇到的这种案犯，更是屈指可数。多数人还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把焦虑宣泄出去的。”
重大杀人案当前，他们调动了一切能够调动的行政力量。经过对年龄、性别、职业和心理障碍类型等相关要素的交叉调查，最后落入警方眼中的一共有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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