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华有四位室友，两位来自省城，两位来自本省南部，都是知青，年龄都是二十岁出头。她们大概事先接到通知，民警们到来时全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等着。
这四位女孩就象事先约好了似的，对王月华的情况不是回答说“不太清楚”，就是说“不知道”或“不了解”。对于案发当天的情况，也全都是“以为她还没回来”、“以为她去了食堂”或者“以为她出去了”这类的说辞。很难相信，这是一群曾经与王月华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两年多的人。她们提供的信息，竟然比那位大大咧咧的何赛姣还要少!
看着记录本上稀稀拉拉的那些个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的不明确字眼，任小平不满地把本子弄得哗哗直响，引来了洪建阳警告性的目光。
洪组长耐着性子继续询问王月华的室友，平日在宿舍跟她都有哪些方面的交谈，是否了解她有什么烦恼、最近是否有什么异常表现?
她们说，王月华总是一个人静悄悄的，不是在打扫卫生，就是在绣花、做针线活，或者写信、看书什么的，大家聊天的时候，她也很少参与，所以不太清楚她有什么烦恼，也没发觉她有什么异常。
见民警眼中流露出责怪的表情，她们中一位看上去比较单纯的女孩红着脸，低下了头，嗫嚅道：“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她……我们跟她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可是……可是大家一直跟她关系一点儿也不亲密。我们一直当她是透明人，都懒得跟她说话，对她……常常视而不见，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更不知道她有什么……烦恼，实际上也根本不关心。可是……可是我们大家却……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她的服务……我们真是对不起她啊!”
说到这，她双手掩面嚎啕大哭，其他几个女孩也眼眶泛红，低头默默不语。
她的一番话，也让民警们领悟到，原来这间宿舍之所以如此整洁、井然有序，全都拜王月华所赐。可她的行为换来的却是他人的冷漠，想想真是让人心酸!
“那么，你们知道她有什么朋友或老乡?或者平日有什么人来找过她吗?”洪建阳想起何赛姣关于王月华的追求者的说法，打算求证一下。
女孩们相互瞧着，用眼睛询问着，鼓了鼓嘴唇，犹豫着，最终没有开口，只是对着他摇了摇脑袋，便避开了民警们的视线，低下头去摆弄衣角，或者盯着床单上的图案猛瞧，似乎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床单。
她们大概对于自己的一问三不知感到羞愧。
访查小组走访了跟王月华同一个车间的其他女职工，结果与她的室友差不多，也都是一问三不知。
问她们出事那天，王月华有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有没有什么人来找过她?得到的依旧是“不清楚”或“不知道”之类的回答。
问她们王月华平日下班都是单独一人回宿舍，还是跟大伙一块儿走?得到的回答是，应该是一块儿走吧。这是迄今为止，专案组关于王月华的情况所得到唯一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
他们接着问道，那天王月华是否跟其他单位，例如炼钢厂、焦化厂的职工有约?得到的又是“不知道”这类的答复。
王月华显然是个羞怯、不爱张扬的女孩子，而且很可能除了被逼无奈求助于何赛娇之外，从不向任何人提任何要求，加上个子瘦小，常常被人忽视。跟何赛娇一样，她也是一位没有人关心、疼爱的女人。可能正因为如此，她们俩才走到了一起，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相互取暖。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如果手中握有资源，即使他(或她)长得再普通，也会受到他人的关注的。社会就是这么现实，这么的世态炎凉。
心中的感慨令洪建阳不由得脱口道：“看样子势利眼不止在小商小贩中有，在工人阶级中也大有人在啊!”
杨建平羞愧地低下了头，好像那些话是冲着他说的。
访查小组询问了案发当晚薄板车间与王月华同上小夜班的工人、车间主任、班组长，可是没有人发现有任何异常现象，更没有人看到有任何可疑人物在车间附近出现。
他们又询问了上大夜班的工人，是否发现任何可疑现象，得到的同样是否定的答复。
他们随后又询问了位于案发现场附近的炼钢厂仓库当晚的值班人员，他们同样回答说，在案发时段没有听到或看到任何可疑现象或可疑人物。
洪建阳想起不知在哪儿看到的一句话：对于快乐的年轻人来说，阳光下无罪恶。
这个厂的职工都很年轻，多数人的心中都充满了阳光。尽管报纸、广播天天在宣扬阶级斗争，可是没有多少年轻人把那当回事。在他们的思想中，现在天下太平，政权稳定，大家都有工作，衣食无忧，没有什么事值得他们操心。所以即使他们看到或听到了什么，也从不把它朝不利的方面联想。
这就是王怀书所说的，脑子里少了阶级斗争这根弦。
访查小组的成员在他们的大本营开了个碰头会，根据近几天的访查情况，讨论对案情的看法。
民警们对于何赛姣的说法大多持怀疑态度，认为她的话水分太多，可信度不高。何达安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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