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了一圈，最后还是想到了赖昌星的身上，他认为如果没有他的帮忙，赖昌星不会发展的这么好，于是充满信心地给赖昌星第三次打电话：“哥们，你再帮我一次吧，你不帮我，我出不了赌场的门。”
举报人是何许人也(2)
赖昌星知道赌徒的心理，他知道这样下去只能成为一个无尽的黑洞，永远也填不满，所以很果断地说：“我已经和你说过了，上次是最后一次，我是不会再给你划钱过去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在很多电视电影中的场景上演了，赌徒在赌场中输钱之后没有钱还的话，就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将他“请”到一边进行“谈话”，谈话的过程是紧张而又恐怖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帮忙，或者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赌徒的命保不保得住就是个问题了。
举报人为了自己能活着走出赌场，就将自己在香港的不动产抵押，最终让自己活着走出了赌场。
走出赌场，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赖昌星算账，他没想到自己看作是哥们的人竟然在生死关头不帮忙，他一见到赖昌星就想上去给他两巴掌，但他还是忍住了，可他忍不住心中怒火：“你算是什么兄弟，我在赌场里差点没命，你知道吗?你竟然不帮忙，你不记得当初我怎么帮你了?”
赖昌星算准了他会来，听他这么说，也不生气，只是说：“我要是不这么做，你还会下次，再下次的，没几次，整个远华集团都会被你输掉的!”
举报人一听他这么说，心里更气了，喊道：“远华集团?集团的资产至少有30%是我应得的!”
赖昌星本不生气，但听到这里也怒火中烧了：“30%?你是什么身份，你为远华做出了什么贡献?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
两人翻脸之后，举报人用自己手头上的资产自立门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做起了香烟等走私生意。虽然他还是远华集团的副总，但早已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他的这些行为，赖昌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赖昌星是一方霸主，岂能容忍在自己身边的人有异心，而且还建立起公司与自己公然作对?举报人没过多久就被赖昌星逼走了，两人从此彻底决裂。举报人不得不独自浪迹海外寻求发展，但他的脑海中一直不忘自己的“仇人”——赖昌星。
举报人对赖昌星的关系网和走私流程了如指掌，他在寄出举报信之前，就曾找过一个中间人与赖昌星摊过牌，让其带话给赖昌星说，他可以接受私了。私了就是所谓的“放血”，是要拿钱堵住他的嘴，息事宁人。
举报人的这个做法倒是“君子坦荡荡”，他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用意，就是要骚扰一下赖昌星，想让他知道自己要被举报了，自乱阵脚，好泄心头之恨。举报人认为一个坚硬的堡垒一定是要从内部攻破的，他的做法肯定能让赖昌星屈服，给他开一个合理的价值。
可令举报人没有想到的是，赖昌星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并且听中间人说完消息之后非常生气，嚷道：“你回去告诉他，我就是把钱扔了、烧了，也决不给那个王八蛋一分一厘!”
赖昌星这么做也并不是完全不怕自己被举报，而他是坚信自己多年以来编织的那张庞大的关系网完全能够将这封举报信压下去。这个原因让他誓与举报人抗衡到底。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彼此扔给对方的都是一副白手套。
专案组开始了调查
其实，在1998年下半年全国打私工作会议结束之后，赖昌星就接受了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的建议，开始大规模地销毁走私证据。而许多牵扯其中的达官贵人也为了避嫌，逐渐减少与赖昌星的接触。
1999年春节之后，赖昌星得知中央已经接到举报远华集团走私的举报信，他就立即召开集团核心层的会议，迅速部署了应对之策，并准备亲自携带5000万元巨款北上北京摆平举报信风波。
赖昌星为了让远华集团的人心不散，他对集团的负责人员说：“大家不要因为一些传言而心散了，只要管好自己的业务就行了，你们赚的钱我一分也不会少给你们的，一封举报信算什么啊，这点事情扳不倒我们远华的!北京方面的事情我来管，大家照常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赖昌星所说的该做的事情是有十几个香烟客户要求远华走私30多万箱香烟。在这样的情况下，远华集团还敢继续这样做，可见领导层是多么的自信，也可见他们的气焰是多么的嚣张。
1999年4月12日，根据江总书记、朱总理批示，中纪委成立“4·20”专案组， 刘丽英、王忠禹是两位主要的领导。
专案组先是从海关总署和经贸部收集了大量有关厦门海关的资料，经由公安部、安全部、北京武警派员秘密押送到厦门，他们虽然已经展开了调查，但行动是保密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惊动整个走私大网络，到时候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增加战果。
专案组深知这起走私案涉及的方面和人员都是史无前例的，于是调集了全国各地近200名专案人员及大批先进设备，进行集中的“大兵力作战”，对厦门海关这几年的进出口单证进行全面核查运算。最终的核查结果让人目瞪口呆：远华集团公司委托进出口的货物总值与海关征收关税的货物总值相差竟然有800亿人民币之多!这就是说远华集团私逃税款多达800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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