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铺中查获的《存货进销存汇总表》中，缉私人员得知，2008年5月31日～2008年6月27日，凯奇商铺从香港走私入境的诺基亚、三星等品牌手机14万多部，价值亿多元，涉嫌偷逃税款2000多万元。
以上的所有迹象都显示这是一起以走私手机为主的特大集团犯罪案，走私的金额是惊人的。
案情是重大的，海关总署对此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广东分署、拱北海关及深圳海关缉私部门，成立了“8703”办案组，专门负责本案侦查工作的深入开展。
凭着仅有的线索摸索排查一段时间之后，一个以黄晓凯为首的特大走私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各个部门相互配合进行疯狂走私
黄晓凯，1973年生人，广东省揭阳市人，高中毕业之后就在揭阳当地混生活，先是帮着别人买古董，后来就开始学着做生意，但没有赚多少钱，所以决定南下深圳寻找赚钱的机会。到深圳后，他到一家卖水货手机的店铺当伙计。
黄晓凯是一个非常精明、头脑灵活，也很有心计的人，他边打工边用心“偷师”。终于，在2001年，他攒够了资金和经验，在深圳远望数码城开设了自己的水货手机铺面，并为自己的店铺取名为“凯奇”，他对外声称，“凯奇”已经注册成为公司，可事实上他并没有到工商部门注册，他从事的只是“炒手机”买卖，也就是自己没有仓库和库存，有的只是铺面柜台摆设的少量手机。如果有顾客前来订购数量较大的手机，黄晓凯就直接打电话给比较大的水货手机商家订货，然后从中赚取差价。
那时做水货的商家还不多，竞争不是特别激烈，重要的是黄晓凯比较会经营，这些因素让他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赚的钱越来越多，不久就建立了自己的手机仓库，而走私行为也从那时候开始了。
他最初是从香港大量走私三星、诺基亚等品牌手机入境，之后的走私规模越来越大。2005年，黄晓凯将走私的据点安排到了深圳明通数码城，而且走私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黄晓凯为自己的走私集团设立了多个部门，如销售铺面部、主机仓库部、配件仓库部、人事行政部、交货部、财务部、接货部等。每个部门委派一名主要的负责人，采用的是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和企业化管理模式，部门之间、成员之间都有严谨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分工。黄晓凯集团的成员是他亲自或者是他父亲黄怀钦从家乡揭阳招募的成员。
据调查，黄晓凯走私集团中的成员几乎都是“低学历乡军”，且八、九成都是广东揭阳市的老乡，其中黄晓凯的学历是最高的，是中学学历，其他的高层都是初中学历，要不然就是黄晓凯的亲戚。中低层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小学学历，但他们每天从事的都是两三百万元的生意。
黄晓凯集团设立的部门中值得一提的有一个“看水部”，专门负责在各个走私口岸、明通数码城以及其他相关的地点监视、观察执法部门的动向，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立刻给各个部门通风报信。可能正是因为这个部门的存在，在缉私人员到达数码城的时候，铺面的负责人早已经逃逸。
黄晓凯走私集团中有明确而严厉的规则，每个成员都要各司其职，对上一级负责，不能越级报告，不能相互打听对方的工作情况。
走私集团的走私路线和走私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安全起见，这些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他们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服务器记账，黄晓凯只是遥控指挥，这些反侦查的手段给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黄晓凯不仅在深圳的数码城建立了据点，在香港也设立了据点，负责大量采购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品牌手机，然后在香港启建大厦等租赁的仓库之中将手机进行拆机、重新包装，用不同的走私方式运输入境。
走私、售卖形式多样又环环相扣
走私集团的销售部门都是根据市场需求，联络香港供应商订货，订购的主要是三星和诺基亚的手机。货定好之后，销售部门的主管就会联系香港的走私点，让工作成员去订货商处取货，而他们取得的是包括主机、电池、配件、书证等的一个个整机。
但为了降低走私的风险，走私集团的工作人员在拿到一盒盒整机之后，就将手机分拆，通过各种形式走私至内陆。
黄晓凯走私集团的走私渠道具有多样化的显著特点。他们采用过直通车夹带走私，就是将手机主机或配件装在设有夹层的车厢中，逃避海关的检查，运输入境;采用过海上“大飞”走私手机入境，也就是通过快艇经手机运输入境，使用的快艇都是经过改装的，速度非常快;采用过边境地道偷运，地道进出口分别设在香港和深圳，能通过传送带直接将手机从香港送到深圳，这个方式听上去就多么的疯狂;走私的后期，黄晓凯走私集团主要通过“水客”夹带的方式，蚂蚁搬家式地将手机带入境内，而在2006年6月和2008年2月黄晓凯的两次走私活动被深圳海关查获，走私路线开始慢慢地从深圳转移到珠海。
利用“水客”走私是比较安全和廉价的方式，“水客”带货出关、入关，赚的都是“水脚费”，一次携带一台手机的“水脚费”是5～10元。水客一般都是普通老百姓，都是把货藏在身上，一般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所以出入关口时被海关查获的可能性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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