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德已经走到隔壁房间。车票仍然放在桌上，所以他们揣测他已经把系列号码等资料像照了相一样记在脑海里。他们听到他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小男孩儿还说了什么?”科尔贝里问。
马丁·贝克摇摇头。
“只说他和女孩子在一起，他们遇见一个男人。他只是碰巧才找到那张车票。”
科尔贝里把椅子往后顶，咬着拇指指甲。
“那么我们有了一个应该见过凶手，也和他说过话的证人。
只是这个证人只有三岁大。如果他再稍微大一点儿的话——”
“命案就不会发生了。”马丁·贝克打岔道，“总之，当时就不会出事了。”
梅兰德回来了。
“他们说会很快回电。”
他们十五分钟后回电了。梅兰德边听边做笔记。然后他说了“谢谢”就挂断电话。
果然没错，购买车票的日期是六月十二日，是由法官路地铁车站北向入口的一个售票员卖出的。要进入北向入口，乘客必须通过和经济学院同一边的西维尔路两侧的任何一个入口。
马丁·贝克对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网络了若指掌，但他仍走过去看墙上的地图。
如果在法官路车站买票的人要去淑女公园，他必须在T一中央站、老城或闸门广场转车。这样看来，他会经过津肯斯达姆斯运动场。从那里到女孩儿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大约是五分钟的步程。他出发的时间是在一点三十分到一点四十五分之间，加上转车的时间，整个行程大概需时二十分钟。因此在一点五十五分到两点十分之间，这个人应该可以抵达淑女公园。根据法医的判断，女孩儿死亡的时间可能是在两点三十分到三点钟之间，也有可能更早一些。
“就时间来看是吻合的。”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同时开口：
“就时间来看挺吻合的，如果他直接走到那儿的话。”
梅兰德仿佛自言自语般踌躇地说：
“车站离瓦纳迪斯公园并不远。”
“是不远，”科尔贝里说，“但那告诉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有。难道他专搭地下铁去一个又一个公园杀害小女孩儿不成?那样的话，他为什么不干脆搭五十五路巴士?那样还可以一路到底，根本不用走路。”
“很可能会被抓住。”梅兰德说。
“确实如此，”科尔贝里同意，“搭那班巴士的人向来不多，乘客很容易被指认出来。”
有时候，马丁·贝克真希望科尔贝里不要那么多嘴。正当他在舔封口，要把装那张车票的信封封起来时，心里想的正是这个念头。他试着要抓住一个瞬间闪过的灵感;如果科尔贝里安静点儿的话，他就可能成功了。现在那个灵光已经消逝无踪了。
把信封送出去以后，他打电话给实验室，要求他们尽快把结果送来。接电话的人叫耶尔默，马丁·贝克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他听起来很急躁，而且心情不佳。他问国王岛街和瓦斯贝加两处警局的诸位先生们知不知道他有多少事情要做。马丁·贝克表示自己很了解他们的工作负担是不合乎人性的，如果他有足够技术来执行他们那种高精密度的工作，那么他非常乐意过去帮忙。耶尔默喃喃念叨了几句，然后才答应会马上处理车票的事情。
科尔贝里出去吃午饭，梅兰德把自己埋在成堆的文件里面。
然而在埋头苦干之前，他说：
“我们有法官路车站那个售票员的姓名。要我派个人去和她谈谈吗?”
“当然要。”马丁·贝克说。
他在桌旁坐下来，看着手上的文件试着思考：他觉得焦躁难安，并认为是由于疲劳而引起的。勒恩探头进来看看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又消失踪影。除此之外，他觉得相当平静。连电话都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正当他差点儿打起瞌睡时——这是以往从来没发生过的事——电话响起来了。在接起电话筒之前，他看看时间。两点二十分，仍然是星期五。太好了，一定是耶尔默，他想。
结果不是耶尔默，是英格丽·奥斯卡松。
“抱歉打搅你，”她说，“你一定忙得不得了。”
马丁·贝克喃喃应了一句，听出自己的口气很不热情。
“是你要我打电话给你的。可能并不重要，但是我想最好还是告诉你。”
“是的，当然，请原谅，我一时没听出是谁打来的，”马丁·贝克说，“发生了什么事吗?”
“莱娜突然记起勃西周一在公园里讲的一句话——在那件事发生的时候。”
“哦，是什么?”
“她说他告诉她，他遇见他的白天爸爸。”
“白天爸爸?”
他问道，但是心里想着：有这种事吗?
“是的。今年初白天的时间，勃西有个白天妈妈。这里白天托儿所非常少，我上班的时候不知道该把勃西放到哪儿。所以我就登广告，帮他在亭梅曼斯路找到一个白天妈妈。”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白天爸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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