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确定那具尸体就是你哥哥。”凯伦说，“这些是留待以后要解答的问题，安吉。我们还要进一步确认尸体的身份。你认识你哥哥的牙医吗?”
“他是怎么死的?”
“目前还不知道。”凯伦说，“希望你能理解，下结论要等很长时间。司法鉴定工作有一定难度。当然，我随会时告知你最新情况。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仍把他看作神秘死亡。那么，安迪的牙医是?”
“他看的是巴克海文的托兰斯医生，可是那位医生在我离开苏格兰的几年前就死了，我不知道那间诊所如今还在不在。”她的声音听上去略带惊恐。她开始恐慌了，凯伦想。
“别担心，我们会调查的。”凯伦说。
“DNA。”安吉脱口而出，“你们能从那个……那个挖出来的东西身上拿到DNA吗?”
“嗯，可以。我们能请你那边的警察提取你身上的DNA样本吗?”
“不必了。我在来新西兰之前，已经委托我的律师保存了一份有效的DNA分析报告。”她的声音忽然嘶哑了片刻，“我想他一定是摔下了山。或者，也许他在口袋里装满石头，投湖自杀了。我不想让他死得不明不白。我的律师已经得到我的授权，可以在警方发现不明身份、年龄相仿的尸体时提供我的DNA分析报告。”凯伦听见从地球的另一个半球传来抽泣的声音，“我一直希望……”
“真对不起，让你伤心了。”凯伦说，“我会联系你的律师的。”
“他叫亚历山大·吉布。”安吉说，“对不起，我得挂了。”电话那头突然响起了忙音。
“看来不算迟。”菲尔说。
凯伦叹了口气，摇摇头，“那得看你说的是哪件事了。”
伦敦，霍克斯顿。
乔纳森快速拨通了贝尔的手机。听到她应答，他飞快地说道：“我现在没时间具体说，因为约好了要去见导师。我有点事要写电子邮件给你，一小时后就能写好。但是眼下有一条重磅消息——丹尼尔·波蒂厄斯死了。”
“我已经知道了。”贝尔没耐心地说。
“你不知道的是他在1959年就死了，只有四岁。”
“哦，该死。”贝尔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接下来的内容更离谱。1984年11月，丹尼尔·波蒂厄斯为他的儿子做了出生登记。”
贝尔觉得脑袋一阵眩晕，发现自己正屏着一口气，接着又叹了一声，“不可能。”
“相信我，的确如此。我们的丹尼尔居然在死了二十五年后搞出了一个儿子来。”
“匪夷所思。那孩子的母亲是谁?”
乔纳森咯咯地笑着，“说出来恐怕更有趣呢。我拼出来给你吧。出生证上写的是F-R-E-D-A-C-A-L-L-O-W。你自己读出来吧，贝尔。”
“弗雷达·凯罗，听起来像弗里达·卡罗 。这个家伙。”
“他还真幽默啊，我们这位丹尼尔·波蒂厄斯。”
邓迪。
凯伦在学校里找到了利弗。对方正在一间小屋中，坐在笔记本电脑前，两侧的架子上储存着放满细小骨头的塑料盒。“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她一边说，一边倒在屋内唯一的一把椅子里。
“这儿的教授是世界顶级的婴幼儿骨骼专家。恐怕你还没有见过胎儿的头盖骨吧?”
凯伦摇摇头，“谢谢您了，我也不想见。”
利弗咧嘴笑着说：“好吧，我不勉强你。等你以后见过了咱们再讨论吧。那么，我想你今天不是纯粹来聊天的吧?”
凯伦哼笑一声，“当然啦，要是我想跑出警局玩玩的话，首选目的地肯定是邓迪大学的解剖科了。你说得对，利弗，我的确不是来聊天的。我来是想让你帮我分析并监管一起命案中的一份证据。”说完，她把一张纸放在利弗的桌子上。安吉拉·克尔的律师效率颇高。“这是安迪·克尔妹妹安吉的DNA报告。我正式请你将这份报告与我们在位于东威姆斯和巴克海文之间的瑟恩山洞中发现的那具尸体的DNA进行比对。你必须在我回到办公室前写成书面报告交给我。”
利弗好奇地望着那张纸。“动作挺快的嘛，凯伦。你是从哪儿搞到这东西的?”她问。
“安吉·麦肯齐是个有远见的人。”凯伦说，“她已经请自己的律师安排好了。万一发现了无名尸体，这个就用上了。”利弗一边听她说话，一边在手提电脑上敲击着键盘。
“我会在书面报告中列明细节的。”利弗不紧不慢地说，一边还在看着自己写的东西，“我得把这张纸扫描到电脑里。但是初步检验报告称，这两人之间有密切联系。”
她抬起目光说道：“看来，也许你们有那个神秘人物的身份材料。”
锡耶纳。
如果是意大利的调查记者，他们会怎么应对，贝尔想。她原以为只有英国的官僚才那么死气沉沉、效率低下。但是比起意大利政府里的那些繁文缛节，英国的政府机构简直算是透明公开的了。在意大利办事，你首先得穿梭于各个办公室，然后是填不完的各种表格，紧接着还得面对飞白眼、拒人千里之外的官员，他们觉得你在空闲时间求他们履职尽责是极大的冒犯。在英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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