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你对咱们头儿可能有误会。”林光远坦率地说，“你来的时间短，要是长了，你就知道她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没办法把心里所有的想法都告诉林光远，只能挑选比较简单的理由，“我这也是为了维护她的威信。或者等事情稍有进展，我就如实向她汇报，那也不迟。”
“那她岂不是更没面子?”
“她要真像你认为的那样，就不会觉得没面子。”
林光远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看着我问：“秦阳平，你真认定晶华大酒店有问题?”
我谨慎地回答：“至少，那个打报警电话的女孩子，并不是在无事生非。”
这的确是我的本质想法。我知道自己的刑警身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对李安民这个人的看法所带给我的主观影响，但我可以做到，在获取确凿证据之前，绝不轻易对此事下结论。我相信，一个人可能会因一念之差而犯错误，但在第一个错误之后，又接二连三甚至变本加厉地犯错，他的人品就很值得怀疑。李安民嫖娼被处罚，这也许只算是一件小事;而他后来对我所采取的明显的报复行为，实在不能以“一念之差”来搪塞了。我坚持对晶华大酒店加以调查，一是为了履行一个刑警的根本职责，二是为了验证自己对人的分析和推断。而这两个理由，我都不想说出来。这就是我决定独自暗中进行调查的真实原因。
显然，我不仅不能通过晶华大酒店自身的保安部门完成我的工作，还得小心地不让他们察觉我的行为。这增加了我的工作难度。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发觉晶华大酒店的管理工作格外严格，虽然我的伪装从未暴露过，但还是很难从他们的嘴里套出话来。这使得酒店本身更多了一分神秘感，而神秘，通常是因为某些不为人所见的特殊原因。因此，这种调查的困难并没有打消我最初的念头，我隐隐觉得更有把握了——虽然我并不知道我把握的究竟是什么。
当局者迷冯华推理悬疑系列调查期间，我的正常工作照样得继续。从那次冲突后，岳琳对我的态度表现得很正常，看不出有什么怨气。我们俩都没有主动提起过晶华大酒店的事，它仿佛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林光远在我面前，从不隐瞒他对岳琳的钦佩。实事求是地说，岳琳有理由赢得下属这样的尊重。她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名刑警队长，从未——至少在除了晶华大酒店那件事之外的所有工作中——比男性表现出过一丝的逊色。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次对被劫人质的营救工作。其实案情很简单，有个小偷大白天潜入一居民楼里行窃，结果被人发现。小偷夺路而逃，闯入五楼一户人家。那户人家中只有一位老人和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小偷被人追得急了，便抓了把菜刀将一老一少抵作人质，逼外面围追的群众散开。有人想冒险救出人质，但小偷狗急跳墙，动刀砍伤了老人，还用菜刀横在孩子颈部，威胁说如果再不散开，他就要闹个鱼死网破。
我们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局面仍在僵持之中。据先前的目击者说，老人伤势虽不太重，但一直在流血。如果再拖下去，情况就很危险。而那个孩子的前途就更难预料，小偷已经快崩溃了，只要稍受刺激，也许惨剧就会发生。由于小偷占据的地点很方便他观察门外的楼道以及整栋房间的门窗，所以要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对他施行突袭，难度着实不小。况且还有一个受伤的老人在等待救治，当时的情形，已经容不得我们有太过周密的计划了。
岳琳再次表现出那种曾令我吃惊的敏捷和机智。她迅速对我们各人做出了安排，以备万一;我被她点了名，跟着她从楼道上去——她三言两语命令我要做到眼疾手快、见机行事。我跟在她后面上楼时，心里暗暗猜想着她可能要采取的计划。
快接近那户人家的楼层时，岳琳忽然贴近我耳边，低声说：“我冒充孩子的阿姨，先进去;你注意观察，见机行事。”
我们穿的都是便装。岳琳说着，就伸手弄了弄自己的头发。她本是一头长发，平日里总简洁地盘在头上。随手一弄，头发就散出几绺，顿时显出恰如其分的慌乱来。
岳琳把脚步声调整出轻重节奏，使她像是刚从楼下急匆匆跑上来一样。她慌里慌张、心急火燎地向上跑，把楼梯踩得“咚咚”响。边跑边哭叫着老人和孩子(我们已经弄清了孩子家的情况)：“妈!妈……阳阳!阳阳……”
岳琳的哭叫声如此凄厉焦灼，如果我不是事先了解情况，也必然相信她确是人质的亲人。我按岳琳指示隐藏着，一点点向楼上接近，耳朵极力捕捉着细微的变化，以便随时冲上去进行救援。如我们所担心的，楼上的歹徒早已是草木皆兵，一见此景，立刻发疯似的叫嚷起来。
“滚开!滚开!再上来我就把小孩儿杀了……”
我屏住了呼吸，将身体绷得如同即将离弦的箭。因为看不到上面的场面，我的神经变得非常紧张。这时我听到岳琳的脚步声在楼上停了下来。
“我是孩子的阿姨!你别伤了孩子!”岳琳仿佛真的眼看着自己的亲人危在旦夕，声音里充满了焦灼和恐惧，她接着叫孩子的名字，“阳阳，阳阳，阿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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