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琳弯下腰，贴近我，仔细地看了我一眼，随便地盘腿也坐在了地板上。她用闲闲的语气说：“一身的汗，练半天了吧?没想到，你挺敬业的。”
我笑了：“我敬业?别人这么说，我以为是表扬。岳队长这么说，我就只敢当作讽刺了。”
岳琳没有立即回答。沉默片刻，她低声说：“我就给人这种印象吗?”
我有些后悔自己的话，似乎隐藏着特别的用意似的。忙解释道：“没有没有，我随口乱说，你别多心。”为了岔开话题，我又问：“这么晚，你还不回家?”
岳琳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然后她忽然提高声音，问道：“秦阳平，你好像一直有意回避我，为什么?”
“没有啊，”我惊讶地反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岳琳迟疑了一下，说：“我在家里，和文杰谈起过你调来刑警队的事，他向你问好。”
我明白了岳琳的疑问来自哪里。事实上，我和岳琳的丈夫朱文杰是多年的朋友，虽然并未直接和岳琳打过交道，但彼此是知道的。调到刑警队之前，我就听说，自己将成为岳琳的部下。但我向来不惯于主动与人交往，因此，既未向朱文杰提过自己调动的事，到这里后，也从未对岳琳提过朱文杰。
“你误会了。”我向岳琳解释，“我只是不太善于和人交流。其实，一直也想跟你问问老朱的情况，但……你知道，大家都忙，也找不到恰当的机会。”
岳琳没有说话。我也沉默下来。夜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全然笼罩了整个训练厅。空阔的大厅里，各种器械在黑暗中高低起伏，影影绰绰，似乎是一些在伺机而动的活物。我看看对面岳琳模糊的身影，忽然意识到，这种局面里潜伏着某些不安全的因素。正想站起来，只见岳琳已经站起身。
“你先走吧，我稍练一会儿。”她淡淡地说，径直从我身边走过。从脚步声判断，她是走向了双杠。
我回头看了一眼，果然，岳琳上了双杠。她似乎一下子就忘了我的存在，在黑暗里，像只蝙蝠一样荡来荡去。我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训练厅。在经过门口时，我犹豫着，是否要帮岳琳将大厅的灯打开，但随即意识到，如果岳琳真想开灯，刚才她就不会在黑暗中差点儿踢到我身上了。这个时候，我忽然回忆起岳琳的声音。我发现，她的声音里常常会出现某些细微的差别。令人疑惑的是，那差别不仅仅反映着情绪变化，似乎还体现了质感的不同。比如在刚才的交谈中，她的声音初时是温暖的、轻松的，质感圆润，但到了最后，忽然间就生疏冷涩起来。
我暗想，一个连声音都如此难以捉摸的女人，她的内心该是如何深不可测呢?
3
我是一名刑警。我的生活很简单，大部分时间里，只需跟从那些形形色色的案件的安排，日子就不知不觉混了过去。自从温郁去世，我一直独自居住在这个我和她共同建起的小家中。起初的几个月，要保持情绪的稳定显得十分艰难，但渐渐地，我似乎完全适应了这种状况，反而难以将自己再融入外面的世界。
只要有空闲，我会去温郁母亲那里看望她。我叫她妈妈。她已经六十七岁了，和我一样，一个人独居。她对孤独的适应能力比我还强，因此女儿温郁的离去，虽然曾令她悲痛欲绝，但并没有使她彻底崩溃。她在小院子里伺弄几种易活的花，几种新鲜的蔬菜，以及温郁父亲过世前栽下的一棵枣树。她和它们一样安静。我喜欢去那个小院里坐坐，逢着阳光好的日子，或是小雨淅沥的时候，更是觉得依依不舍。我和妈妈彼此了解，几乎从不互相宽慰，这使得我非常自在和安全，仿佛我们共守着一个秘密似的。
在温妈妈家，温郁的房间，还是和她以前住过的一样，没有一点儿改变。其实，自从她嫁给我搬出这里，直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年了，而房间里的家具、书、照片，甚至床上的被子枕头，都不曾挪动过位置，也没有一丝灰尘，好像温郁今晚就要回来住一样。只要我来看温妈妈，不必说，她就会泡好一杯茶，放在温郁房间的床头柜上。她了解我的习惯，一定要在这张小床上靠一靠，发一会儿呆，之后才能坦然地离开。三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
除了温郁的母亲，周围的人很少能容忍我这种生活态度。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好笑，为什么我本人能适应的状况，在旁人眼里，却像是无边苦海，恨不得立时将我从里面打捞出来，并赐予我光明的新生活?起初，常有人为我介绍女朋友，或明或暗地带我去相亲，认为只需一个新的女人的出现，就足以将我挽救。对于他们的举动，其实我从来也没有过明确抗拒的表示，但到了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热心从来得不到回报，耐心也就渐渐被磨平了，我终于可以比较安静地生活。
前不久，我原来所在分局里一位女同事——档案室的小陈，在大家的怂恿和拉拢下，和我增加了接触次数。我明白同事们的好意，在他们眼里，我和小陈是挺合适的一对。如果小陈对我的好感能得到我的回应，这件事情就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为了在临走前不过份辜负大家的好心，我一点也没有排斥和小陈接触。利用不多的业余时间，我们去看过电影，喝过茶，去郊外踏青——那段时间正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自己认为已经很努力，以免成为众人心里一块化不开的顽冰，在离开时还徒增他们的心事，但结果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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