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东京的刑警打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说想知道我开给园子药剂的服用量。”
果然，加贺当时就已经对两个药包产生疑问了。
“您怎么说呢?”
“我说一次一包啊。自己如果觉得太多，也可以再分成一半。”
“会不会有一包不够的时候?”
“不会。尤其是园子，我还交代她尽量一次半包就好。不过，康正啊，为甚么要问这个?是不是有甚么问题?”
“东京的刑警是怎么说的?”
“他只肯告诉我说是要确认。”
“这样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说刑警在调查安眠药的事，我就打电话到您这里问问。不好意思，您这么忙还来打扰。”
“这倒是不要紧。”
医师似乎不怎么满意这个说法，但康正也无法再多说。他恳切地道了谢，很快就把电话挂上。
康正感到不解。
凶手为何要在桌上留下两个安眠药的空药包?若是想布置成园子是自行吃药的，留一包不就够了吗?或者是认为自杀的时候应该会吃上两包，为了写实才故意这么安排的?
康正很犹豫，不知是否该执着于这件事。也许这其实根本没甚么意义，但他就是无法释怀。突然，他很想知道加贺是怎么想的。
洗过澡后，他吃着便利商店买来的便当，打开笔记本。他把目前调查的结果都写在里面。他拿起原子笔，在上头再加上“为何要放两个安眠药包?”在这行字的上面，他已先写下了佃润一的不在场证明——
“九点多回到中目黑的公寓。半夜一点到两点与佐藤幸广谈话。九点半开始，到半夜一点这段时间画花的油画，近乎完成。”
康正不知这该如何解释。这说不上是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如果半夜两点离开，搭出租车的话，半夜车少，应该三十分钟就能到园子那里。即使是半夜两点半到访，看对方是润一，园子大概也不会有所提防吧。这样想来，行凶并非不可能。
但之前康正也想过，利用出租车在心理上难以理解。不，更难以理解的是，假如佃润一就是凶手，他画蝴蝶兰的画是为了甚么。他应该也知道巩固了半夜两点前的不在场证明是不够的。
如果他在半夜两点以后的不在场证明也完美无缺，做假的味道立刻变浓。他声称九点半到半夜一点画画，但谁都没有看见，只有完成的画而已。这么一来，可疑的是这其中会不会有甚么算计?
换句话说，如果要怀疑他是为了摆脱嫌疑而做了这些安排，却又会因为这则不在场证明无法全面兼顾，反而使康正陷入要怀疑也不是、不怀疑也不是的两难。
2
翌日，康正要为前天轮值时负责的事故进行文件处理。由于是日班，傍晚就能离开警署，加上明天又休假，康正已决定今晚就到东京。换好衣服，康正提着一早便带来的行李走向丰桥车站。
他一到东京车站就开始找公用电话。一整排电话前聚集了许多人，但幸好有一台是空的。
他打电话到弓场佳世子的住处。她在家。和泉园子的哥哥又打电话来，似乎令她有些意外。康正为她守灵时来上香一事道谢后，便进入正题。
“其实是有件事情很想和妳谈谈，请问明天可以见面吗?”
“可以是可以，呃，大概甚么时候?”
“明天我必须赶回名古屋，所以午休时方便吗?”
“明天午休我在外面呢。”
“能不能找个地方碰面?我可以过去找妳。”
“那里有点偏远，可以吗?”
“没关系。”
于是弓场佳世子指定了二子玉川园站附近一间家庭餐厅，据说那家餐厅位在世田谷区内，正面面向玉川通。康正不知道那是哪里，但又不好要求更换地点。他们约定好一点钟碰面。
当天晚上康正抵达园子的公寓时，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由于路上绕去吃饭，才会这么晚。
正想开门的时候，看到门缝上夹了一张白纸。他还以为是包裹投递单，结果不是。纸上是这么写的：
“等候您的联络 练马署加贺 十二月十三日”
十三日就是今天。那样子摆明了就是他知道康正的勤务表，算准他今天会来东京。恐怕是向丰桥警察署询问过了。康正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大衣口袋里。
园子的房间很冷。日光灯的白光说不出的惨淡。他拿着行李进了寝室，操作固定在墙上的摇控器打开空调。
康正想起他发现园子的遗体时，暖气空调也是关着的。园子睡觉时绝对不会开着空调不关。凶手应该是知道她这个习惯，才关掉暖气的。园子与凶手一起待在房里时，园子一定还开着空调。
或者，康正想象，也许凶手是为了不愿意让人太早发现遗体才这么做。暖气太强，会使尸体加速腐败，臭味就会外漏。但这种想象只会令他反胃，所以他没有再想下去。
脱掉大衣，在床边坐下。他还是不愿睡在这张床上，所以打算今晚直接裹着毛毯睡地板。
年底前还能来这里多少次呢——康正想到这，眼睛顺势往桌上的桌历看去。那桌历上印有小猫咪的照片，一页印着一周的日期，所以也不叫日历，应该叫做周历才对。尺寸大约比明信片再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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