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照片的观感，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组组强烈的对比：如果说大学时代的张朝胜是乐观的，那么现在的他就是忧郁的;如果说大学时代的张朝胜是健康的，那么现在的他就是孓弱的;如果说当时的张朝胜睿智的，那么现在的他就显得有点点阴险和狡猾;如果说张朝胜当时的性格是外向开朗的，那么现在的他则好像要把什么都埋在自己的肚子里，那张微张的嘴不仅仅是在竭力的呼吸，更像是竭力的守住所有的秘密!
我把视线从照片上移开，像一个高中生一样机械地转动手里的笔，考虑着下一步怎么办。职业使我保持着严重的好奇心，特别是我参加工作不久就改行做行政工作，没有多少新闻采访的所谓“社会经验”，对于这种被“勒令禁止报道”的事情就更加好奇了，何况这关系到我的一个同学，师兄。不过，我仍然严肃而清醒地告诉自己，对于这件事，下一步是了解情况也好，调查也好，并且，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即使是不像如汪越所说，超出了纯私人原因的范畴，也一定要限制在私人的范围之内。
正文 二 赌局
真正意义上的调查始于两个礼拜之后，由于业务上的关系，我和市公安局政治部的人有了一番接触。虽然站长不给我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但是每次喝酒吃饭他都会叫上我。我在启州人生地不熟，下班以后除了宿舍便无处可去，所以也没有推辞的借口。都说工作是培养感情的，而喝酒则能增进感情。这句话有它的道理。我和作为业务单位的启州市公安局政治部的人吃了几次饭，就凭空地增进了不少感情。汪越一干人等已经十分熟悉。于是我开始寻找突破口，汪越瘦得像干咸菜，说话、办事滴水不漏，一看就知道老奸巨滑。前面说过他说要帮我打听张朝胜的联络发式，接触下来才知道他说这话就跟说“有空到我家来玩”一样虚无缥缈，表面热情洋溢，实际上却遥遥无期。这种人我不喜欢接触的，自然也不会再去自讨没趣地问他什么。这时候一个合适的人选进入我的视线。政治部宣传处有个小女孩叫杜晓月，刚工作没有几年，实在，单纯，而且人长得又异常清爽，和她说话简直是一种享受。于是她成为了我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我听说她今年年初刚刚从张朝胜原来所在单位——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调入启州市局政治部。那天下午，杜晓月来站里送稿子，我叫住了她。
她在我办公室里坐下，我给她泡了杯茶，她恭敬的起身接过去。然后东拉西扯开始了，我比她大3岁，都算是年轻人，共同的话题挺多。我感觉到她渐渐放松了，于是试探地问道：“其实我有个同学也在启州公安上。”
“哦，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C大，我那个同学是学历史的。”
杜晓月的眉角似乎动了一下：“哦，他在哪个部门，是谁啊?”
我假意叹了口气：“多少年没有联系了，他叫张朝胜。”
杜晓月脸上还是出现了意外的表情：“啊，果真是他。”
“你熟悉他?”
“他是我以前的中队长。”
这句话倒使我感到意外，但是又觉得突然看见了曙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近乎无意中找到的杜晓月，竟然是张朝胜事件(姑且称做是事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事实上，这篇小说中大量材料都来源于杜晓月。
歪打正着，旗开得胜。
既然是一篇小说，而不是纪实、对话实录之类的东西，那么，我的叙述就不会那么直白，下面大家看到的，大部分是建立在杜晓月的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加上了我的大量想象，当然，事后，这篇小说曾经给大部分当事人审阅，他们都没有修改意见。
杜晓月最初接触到这件事是在去年的6月10日，那我们从6月10日开始说起：
和很多故事的开头一样，那天早上6点多钟，启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警二中队民警杜晓月在睡梦中被电话叫醒。电话是分局值班室打来的，一个结结巴巴的声音说是二中队的中队长张朝胜进了医院，分局领导指示二中队去一个人到医院照顾一下。杜晓月问张朝胜怎么会进医院，现在要不要紧。值班室的结巴哽咽了半天只说不清楚情况。杜晓月赶紧起床穿衣，路上给中队的指导员打了电话。中队指导员黄臻正带了中队其他两个民警在山西太原办案。黄臻让杜晓月赶紧先过去，有什么情况及时通话，他们那边的事一结束，立刻赶回来。
赶到医院已是7点多钟，分局的局长钱东、分局办公室主任黄炎都站在病房里。
张朝胜躺在床上，满面倦容，头上包着纱布，嘴里呢喃着：“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
他要想起什么呢?
昨天晚上，11点多钟，张朝胜被分局值班室电话通知到局里会议室集中。张朝胜赶到时，蓝烟笼罩的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基本都是分局治安大队的，门口还有几个刑警大队、经文保大队的人。局长钱东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满面愁容的拨弄着手机。张朝胜知道他这种表情不代表他有什么烦心的事——钱东就是这样喜欢一天到晚紧锁着眉头的人，仿佛眉宇之间牵挂着的是他的财富和仕途，一旦松开眉头，一切就要付之东流。
治安大队教导员余富贤看见张朝胜来了，便走过来客气地说：“老张啊，今天要麻烦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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