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彼此交流各自印象的情况下，我和罗伊同时接受了由一位司法心理学家主持的心理测试。我们假设自己就是凶手，分别填写了问卷。测试内容包括动机、背景和家庭生活，正是我们会包括进侧写的那些内容。这位司法心理学家十分惊讶地发现我们
填写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不是要陈述这些看法来提高知名度的。
首先，我们认为这些不是三K党类型的仇杀犯罪。第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凶手是黑人。第三，尽管其中许多谋杀和失踪案彼此有联系，但不是所有案子都有联系。
佐治亚州调查局曾接到一些密报，说三K党与这些案子有牵连，但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如果你研究了建国初期以来的仇杀犯罪，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是高度公开的、高度象征性的行为。执行私刑的意图是要做出一项公开的声明，制造公开的影响。这种犯罪或其他种族谋杀都是恐怖组织的行为，若要其产生效果，就必须高度公开化。三K党徒蒙着白布可不是为了隐匿身份。如果一个种族歧视团体把整个亚特兰大地区的黑人儿童作为目标，它是不会花几个月的时间空等警方和公众自己发现情况不妙的。我们预料会有一具具尸体吊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大街上，而要传达的信息也不会有丝毫的隐晦。我们在这些案子中并没有看到任何此类行为。
弃尸地点位于该市大部分或者完全由黑人居住的地区。单个的白人，更不用说一群白人，是不可能出没于这些地区而不被人察觉的。警方曾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并未接到报告说有白人接近过那些儿童或者弃尸地点。这些地区的街道上昼夜有人活动，因此就算有夜幕掩护，一个白人也不可能在附近出现而丝毫不被人察觉。这也符合我们以往的经验，即性欲杀人犯往往是以自己同种族的人作为目标的。尽管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有过性猥亵行为，但这些罪行肯定是符合性欲犯罪的模式的。
许多受害者身上有着十分相通的地方。他们年轻，外向，喜欢在街上游荡，但是缺乏经验，对于居住地区以外的世界显得相当幼稚无知。我们觉得，正是这类孩子容易受到诱惑或上当受骗。那个人必须拥有一辆车，因为那些孩子都是从绑架地点被带走的。同时我们认为此人一定要具有某种成人的威信。这些孩子当中，许多人生活在明显的贫困之中。在有些孩子的家里，我们发现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孩子们又相对不谙世事，我认为并不需要很大的诱饵就可以让他们上钩。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让亚特兰大便衣警官装扮成工人进入这些地区，出五美元让一个孩子跟着他去干点活。不管是派黑人警官还是白人警官去试验，结果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些孩子赚钱的欲望非常强烈，为了五美元几乎可以做任何事。一个人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手段就能让他们上钩。这个试验所揭示的另一点是，白人在这些地区是惹人注意的。
但正如我所说的，尽管我们的确发现了十分相通之处，它似乎并不适用于所有案子。经过对受害者和有关情况的仔细评估，我认为那两个女孩子不是被那名主要凶手杀的，或者至少不是死于同一凶手之手。拉托妮娅·威尔逊在卧室遭人绑架的方式实在是太特殊了。至于说到男孩子，我认为大多数的“软杀害”——勒死——是互相有联系的，但那些死因不明的案件未必都有联系。其他方面的证据引导我们相信，我们不是在对付同一凶手。有强有力证据显示有几起案子的凶手就是受害者的家人。但是，当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公开宣布这一点后，遭到了新闻界的猛烈抨击。撇开此类声明所引发的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谈，哪个孩子只要脱离了那份失踪者与被害者名单，那个家庭就没有资格接受全国各地的团体或个人捐献的任何钱款。
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案件非一人所为，我们觉得要特别对付一个处于疯狂状态的人，他会继续杀人直到被抓获为止。在我和罗伊的侧写中，凶手是一个黑人男性，单身，年龄在25到29岁之间。他可能是个警察迷，驾驶一辆警车式的车，在警方调查的某个阶段他会想法参与进来。他可能养着一条警犬式的狗，要么是德国牧羊犬，要么就是德国种短毛猎犬。他不会有女朋友，在性方面可能受小男孩吸引，不过我们没有发现强奸或其他明显性虐待的任何迹象。我认为，这一点说明了他的性功能低下。他欺骗这些孩子时可能很有一套。我敢说那与音乐或表演才能有关。他可能会有很好的台词，却说不出来。在每次建立关系的初期，那个孩子可能会拒绝他，或者至少他会这样认为，于是他会感到非得杀了孩子不可。
亚特兰大警察局查对了所有已知的恋童癖者和有性犯罪前科的人，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名单缩小至大约一千五百人。警察与调查局特工遍访了学校，和孩子们交谈，询问有没有人被成年男子接近过而又没有告诉过父母或警方。他们搭乘公共汽车，散发印有失踪儿童照片的传单，询问是否有人见过他们，特别是见过他们和成年男子在一起。他们还派出便衣警官出入于同性恋者麇集的酒吧，想法探听别人的谈话以获得一些线索。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们的看法，也不是每个人都高兴让我们插手。在一幢废弃的公寓大楼(一处犯罪现场)，有个黑人警察走过来对我说：“你是道格拉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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