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记者们纠缠着前来上班的雪平。
“雪平刑警，今天是死者的头七，请说说您的心情。”
“您认为自己的开枪行为会被视为是正当的吗?”
“听说您有个女儿，您对死者的父母有什么可说的吗?”
“昨晚您睡得好吗?”
雪平停下脚步，用从来没有过的冷静的目光注视着记者们。
这个表情——虽说没有半点可爱之处，但漂亮的程度非同一般——被电视摄像机特写下来，播向全国。
“我应该已经告诉各位了，需要采访的话请通过宣传部门。你们连这么简单的规矩都无法遵守吗?”
这种时刻，立刻闭嘴的人看来还是有救的。
“雪平小姐，那么，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说“那么”，实在不明白。
“如果还出现相同的情况的话，你还开枪吗?”
“啊?”
“如果还出现相同的情况的话，你还开枪吗?”
她明白了，他们想听到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尽管非常讨厌给他们所希望的答案，但也不能撒谎。
“我会开枪——毫不犹豫。”
毫无疑问，她招来了对自己更加猛烈的抨击。
丈夫对雪平提出“分居”刚好是在那次发言的一个月之后。
从分居发展成离婚，仅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开枪事件，只是一根导火索而已。
在埋头工作的同时，不知什么时候起与丈夫之间出现了一条自己并没有发现的裂痕。
雪平至今还常常对自己说。
那件事仅仅是个发端。
开枪事件仅仅是个发端而已。
我没错。
如果还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2
说一个有关自杀的故事吧。
我是一个现在准备自杀的人——与一般的自杀方式虽说不同，但从自己选择死亡这个意义上来说，与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第一次想到自杀是在13岁的时候。那是刚刚升到中学2年级时的春天。
我忘了为什么想到自杀。
深夜，我从家里跑出来，爬上了距我家徒步要走5分钟的一幢8层楼的居民住宅的楼顶。我生活的这个街区，当时还没怎么开发，这幢8层的楼房是附近唯一的高层建筑。隔了一条马路的楼房对面，当时还是很茂密的杂木林。站在楼顶上，我的两眼，与伸向天空的杂木林的树枝的尖端处于同样的高度。
楼顶上有一排涂成黑颜色的1米左右的栅栏。我跨过栅栏，来到了栅栏的外侧。此时，我很犹豫是不是该脱掉鞋子。不过，我不太明白脱鞋的意义，所以决定就穿着鞋子往下跳。
我放开了抓住栅栏的手。
挺起身子，稍稍抬头，轻轻地闭上眼睛。
明明是个没信仰的人，不知为何，却充满了虔诚。
这样跳下去就行了。
对，就这样跳——
就在这一瞬间。
狂风突起，猛烈吹打在我的身上。
我失去平衡，感觉身体的一半以上已经飞了出去。
我试图找回平衡，手在空中狂乱地舞动，就像空中滑雪的选手起跳失败时那样。如果那时小手指没有幸运地钩住栅栏的话，我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
我想，没有比那时的我更凄惨、更可笑的人了。
尽管我想死，但还是由于恐惧而吓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次想到自杀是23岁的时候。
工薪族的工作过于无趣，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全都很无能。不但无能，而且厚颜无耻。早晨上班高峰时的交通，日复一日在一点一点地夺去人的尊严。我对渐渐对别人的头屑、腋臭、口臭变得感觉迟钝的自己产生了恐惧感。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
我想如果我去救一个从站台上掉到铁轨里的人，由我来代替他去死该有多好。
谁都不会觉得我这是在自杀，好像还能被别人当成英雄。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地生活，在他死的瞬间就已经开始被人遗忘。但如果是因为救人而死的话，我想应该会有些例外吧。至少，被我救了命的人一辈子都会记得我，他的家人、恋人也一定会最大限度地感激我吧。那人如果生了儿子、孙子后，他一定会告诉晚辈们为了保护他们的遗传基因而牺牲的“我”的故事。
尽管微不足道，我还是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我的痕迹。这是最好的主意。
但是——结果，这个主意并没有付诸实施。
因为办公室邻桌的女职员告诉我这样一个意见：
“哪怕是救命恩人，大家每天都忙着干自己的事，总有一天也会被遗忘的呀。”
现在说来只是个笑话而已，不过，在那瞬间，我恍然大悟。
我的主意和她的意见，究竟哪一个更现实呢?
不用说。
是她。
那个女职员，名字叫谷田宽子。她本人觉得这个名字过于平凡，所以很不满意。自那以后我们吃过几次饭，也做过一次爱，但没有发展成恋爱关系。如果有机会填写“请写出你觉得在你的人生中很幸运遇到的3个人的名字”的问卷调查表的话，我想写上谷田宽子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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