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向讲台下看去的时候，目光不由自主地朝方安琳的老位置看了看。
方安琳?!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在那个位置上，一个白衣女生正托着下巴，出神地望着窗外，望着那个令我不寒而栗的烟囱。她让我立刻想起了第一次与方安琳见面时的情景。
瞬间的幻觉过去后，我明白她不是方安琳，这是个比方安琳稚气些的女孩。但她们的阴郁气质是那样相像，如果我不知道方安琳的家庭情况，肯定会把这个女孩当成她妹妹。
整个教室的空气似乎凝固了，除了她之外，所有的学生都看着我，又看着她，他们能明显地感觉出气氛的不同。
她的同桌女生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一下她，才把她从出神中拉回到现实来。
那女孩看了我一眼，紧接着低下了头，盯着桌面。但在和她目光相触的一刹那，我仿佛又见到了方安琳那熟悉的眼神。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到极大的恐惧，仿佛又要发生什么事一般。凌晨梦中方安琳对我呼救的可怕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老师!救救我!”梦中的那张人脸在对着我呼喊。
我强忍住这种巨大的恐怖感，打开了花名册。
“现在，现在开始点名……”
森林之妖：死谷
森林之妖：死谷
解放战争后期，有一支国民党的残军，逃进了大山后就再也没出来过，人们都以为，他们只是为了躲避解放军的进攻才不敢出来。后来在剿匪斗争中，解放军把这个区域翻了个遍，结果发现，那支残军全部死在了这个山谷的密林中，他们在死前好像经过了一场激战。但奇怪的是，许多军人都是自杀而死的，从他们骸骨的姿势和颅面余存的表情看，像在躲避一种极可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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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我在湖北神农架插队。当时全国上下都在轰轰烈烈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烧山造田，开沟筑渠，那份干劲和激情现在想起来仍使我振奋不已。
我和同乡小梁、小玫被安排在宣传队工作，所谓宣传队，其实只是负责写写诸如“广阔天地炼红心”、“抓革命，促生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大标语，或者开着一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破拖拉机，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用大喇叭一路喊过去，大部分时间却闲得很无聊，于是起哄似地跟着村民们烧了不少山，这件恐怖的事就发生在那一年冬天。
当时宣传队共有六个人，四男两女，除了队长张国庆刚刚过了而立之年外，其余的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所以聚在一起是嘻嘻哈哈很青春的一群，加上那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豪气，便仿佛真像老人家说的那样，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我们的了。
11月13日上午，我们突然接到任务，要去大山深处的红星公社作专题宣传。得知消息后，大伙儿都很兴奋，到农村这么久，从未真正到过深山，很想去见识一下，听说还可以吃到很多野味，可以解解口涝，因此队长一吆喝，所有的人都齐刷刷背着挎包站在他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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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里的民兵组长阿雄扛着三枝步枪走过来，他是我们这次活动的向导，很典型的山里青年，却长得跟葛存壮似的，我们队里的铁姑娘程玲一看到他，就忍不住搂着小玫一个劲地窃笑。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到红星村得走一天一夜的山路，喂!笑什么?没说别人，就你们俩，现在笑，待会儿可能就要哭了。山里面有的是饿狼、野猪、蟒蛇……还有很多可怕的东西，啊呜!吃了你们!”阿雄朝她们扮了个凶脸。
“好了!阿雄，别吓唬姑娘们了!时间不等人，快出发吧!”队长把两袋野营包交给我和杨鹏鹏，笑呵呵地说。
我打开包看了看，里面整齐地叠有两条薄被，内袋里还备着军用匕首、指南针、急救药品、绳索等用品。
“怎么样?够齐全吧?”队长问。
“报告队长，还少，还少……那个……那个……”我摸了摸肚子。
队长哈哈地笑起来，对我说：“小伙子，绝对饿不着你。”
程玲把一袋干粮高举过头顶，对我说：“小李，现在你的生死大权在我手里了。”
院子里荡漾起欢快的笑声，太阳暖烘烘地照着我们。
队长和小梁曾经当过几天兵，所以阿雄把自卫用的步枪分配给了他俩。这让我和杨鹏鹏很是愤愤不平，同样是革命同志，为什么小梁可以背枪，而让我们去背那两袋沉甸甸的野营包?
说归说，我们还是兴致勃勃地踏上了通往神农架森林区的路途。
一路上，阿雄向我们讲解了森林里的知识，比如如何躲避野兽的攻击，如何防止在森林里迷路，以及传说中的野人等等，听得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都入了迷，想不到山里面也有这么多学问。
真正进入神农架山区的时候，已是下午一点二十分，虽说是冬日，大山里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依然茂密如夏，把温煦的阳光挡在了外面，从繁密的枝叶间漏出的无数光柱子穿过幽暗的空间，斑斑点点地投射在阴冷潮湿的地上，让人产生一种虚幻的感觉。去往山里的羊肠小路被一地黄黄的落叶遮住，看不大分明，脚踏上去软绵绵地不着力。到处弥漫着一种腐烂的味道，要是没有人来，森林便很宁静，只有山间突然传来的几声布谷的鸣叫，或者有动物在草丛里一溜而过，才会打破这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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