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内座无虚席，我必须在柜台处等候。今天是周末，适逢田纳西大学校友返校日，触目所及净是亮橘色的夹克与运动衫，各年龄层的校友喝酒谈笑，沉醉在当天下午的比赛中。喧闹声此起彼伏，我若不特别留意，听到的便只是不绝于耳的吼叫声。
伏尔队打败了甘柯克队，那简直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一场战役一样轰轰烈烈。戴着田纳西大学球帽的双方人马偶尔转头要求我附和时，我也总是热切地点头表示认同。若在这种场合坦白我“没有去看比赛”，保证会被视为异类。将近晚上十点我才入座，我已经心急如焚了。
我没有点任何意大利料理或只求果腹的食物，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饱餐一顿，快饿坏了。我叫了小肋排、点心、沙拉;我看到那瓶田纳西阳光辣椒酱上写着“试试我”时，我也真试了。我还尝了本地的招牌馅饼。我坐在一盏凡蒂尼灯下的僻静角落里大快朵颐，俯瞰着田纳西河，桥上的灯光在河面上映出各种长度与强度的光影，仿佛河水在测量我听不到的音乐强度。
我试着不去想刑案，可是周遭都是小火把般的鲜橘色，脑中便不由自主浮现出埃米莉小手腕上勒的胶带，唇上封的胶带。我想起阿蒂卡监狱内那些可怕的人，也想起高特和他的同类。当我要求服务员叫车时，诺斯维尔似乎和我曾经到过的其他城市一样恐怖。
我站在门外等了将近十五分钟，车没来，这令我更加不安。半小时过去了，牛仔没有出现，他像是到天涯海角去了。已是半夜，我一筹莫展，形单影只地望着服务员和厨师各自打道回府。
我返回餐厅。
“我在等你们帮忙叫一辆出租车，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我告诉一个正在清理柜台的年轻人。
“今天是校友返校日，女士。问题出在这里。”
“我知道，但我必须回旅馆。”
“你住哪家?”
“凯悦旅馆。”
“他们有专车。要我替你试试吗?”
“麻烦你了。”
专车是辆厢型车，健谈的年轻驾驶员总和我谈起一场我没观看过的橄榄球赛。这令我不禁暗叹，误搭贼车接受邦迪或高特这种陌生人的威胁真是太容易了。艾迪•希斯就是这么遇害的。他母亲叫他去附近的便利商店买汤料罐头，一小时后他全身赤裸，头部中弹。他被胶带捆绑过，那卷胶带可能是任何颜色，因为我们没有见过。
高特古怪的行径包括他在艾迪•希斯中弹后才用胶带捆绑他的手腕，而弃尸前又将胶带拆掉。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对那些变态的幻想所知仍极为有限。为什么要用绞刑结而不是更简单安全的活结?为什么会用鲜橘色的胶带?高特会不会使用这种颜色的胶带?我觉得会。他喜欢炫耀，他喜欢胶带。
杀害弗格森并将埃米莉的皮肤放在弗格森的冰箱里，听起来也像是他的作风。但对她进行性侵害这一点则不像他所为，这令我百思不解。高特曾杀害两名妇女，却丝毫不曾表现出对她们有“性趣”。遭他剥光衣服毒打的是那个男孩艾迪，是他一时冲动抓来凌辱取乐的。英国又有一个男童成为他的受害者，或者说目前看来如此。
我回到下榻的旅馆，酒吧里人满为患，大厅中也满是高谈阔论的人。我默默回到房间，准备在喧嚣不已的环境中打开电视看部电影，这时放在梳妆台上的寻呼机响了起来。可能是多萝茜，或者是韦斯利，可拿起寻呼机一看，区域号是七○四，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西部。马里诺。我既吃惊又激动，立刻坐在床上回电话。
“喂?”一个女人轻柔地问。
我一时困惑得无法开口。
“喂?”
“我是回寻呼机上的号码，”我说，“呃，这个号码出现在我的寻呼机上。”
“哦，你是斯卡佩塔医生?”
“你是哪里?”我问道，虽然心里有数。我在贝格利法官的办公室与德内莎•斯坦纳家都听过这声音。
“我是德内莎•斯坦纳，”她说，“很抱歉这么晚了才打电话。真欣慰能联络上你。”
“你怎么会有我的寻呼机号码?”我没有印在名片上，因为不想受到干扰。事实上，知道号码的人不多。
“彼得——马里诺队长告诉我的。我很难过，我告诉他如果能和你谈谈会有帮助。很抱歉打扰你。”
我很惊讶马里诺竟然会做这种事，这是他像变了一个人的另一个证据。不知道此刻他是否在她身旁。不知道有什么事情那么重要，她非得在这种时刻呼叫我。
“斯坦纳太太，我能帮什么忙吗?”我问。我不能对这个遭遇如此创伤的女人太过无礼。
“这个……听说你发生了车祸。”
“什么?”
“我很欣慰你没事。”
“发生车祸的人不是我，”我既困惑又不安，“是别人开了我的车。”
“我很欣慰，上帝在照顾你。但我有一个想法想和别人讨论——”
“斯坦纳太太，”我打断他的话，“你怎么知道那起车祸?”
“这里的报纸上登的，邻居们也都在谈论。他们知道你是来这里协助彼得的——你和那个联邦调查局的人，韦斯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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