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局长点点头，说：“天明分析得有一定道理，我的推测也是这样，死者肯定与凶手相识。但是，这个理由还是不足以解释清楚脱衣这个奇特行为。现在看来，凶手应该是预谋已久然后实施的杀人，那么他在事前一定会作过仔细盘算，充分预估行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如何不令自己暴露在警方的视线中。所以，他才会拿走死者的财物，制造抢劫杀人的虚假现场。既然这样，他就不会对死者进行毁容，如果毁容就会将之前的一系列伪装完全揭穿了。话说回来，就算凶手本来就想销毁死者所有的外在特征，却在行凶时忘记了这一点，可是大家都清楚，出现无名尸体，警方肯定会刊出认尸启事，通过死者外貌找到尸源。这可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稍具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凶手甚至都可能在案发前做过无数次的构想。那么，他经过谨慎细致的策划，为什么会在实际作案过程中，遗漏了毁容这个最重要的步骤呢?所以，脱衣服但没有毁容，绝对不是天明说的那种‘细节遮蔽重点式盲点性思维’。”
司马局长停了一下，又说：“凶手脱衣服的目的很明显，肯定是怕警方根据死者的衣服而追查到尸源。当然，他也怕我们通过死者社会关系找到他。但最大的可能性，则是这件衣服对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看在眼里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想法，也意味着一种暴露。你们想想，什么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会觉得这件衣服的存在对自己是种暴露呢?”
说着，他捏了捏自己的衬衫领子：“只能有一种人，那就是同行，穿着同样衣服的人。所以，凶手必定与死者属于同一个行业，所以他才会有如此矛盾的行为。如果不是同行，也一定是与死者职业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类人。这个凶手行事很细致、很谨慎，但也正因为过于小心，反而发了一个大错。他脱衣服这个行为，太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了。”
分析到这里，司马局长站起来，说：“从死者的衣着判断，他与死者为同业人员的可能性最大，就从这里开始查。”
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专案组立刻分派多组警力，深入全市各大政府机关和及事业单位走访摸排，要求他们配合调查近期是否有失踪人员，并提供了两名死者的大幅照片。
第三章 离奇的通话
案发后的第三天，我市新月区地税分局派人认尸，确认了男性死者为该分局监察室主任张群富。
据来人介绍，张群富今年54岁，案发前的周末双休日过后，周一没有正常上班，电话也无法接通。因张群富的女儿在外国读大学，妻子是长途列车列车长，月余才能回家一次，故当时无法与其家人取得联系。至于那名女死者，来人表示不曾见过。
确定男死者张群富的身份及家庭情况后，我们隐约意识到，女死者与张群富肯定有着特殊的暧昧关系，否则，两人也不会在周六一同去二君山游玩。
专案组决定，立即对张群富的社会交往情况进行全面排查，侧重本系统内部人员，试图找到谁与他有着极深的矛盾，非要置其于死地。同时，全力调查女死者的身份。
由于张群富所处岗位的特殊性，人际交往情况复杂，这个工作难度较大，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负责对张群富的妻子了解情况。张的妻子名叫孙丽，52岁，为我市铁路局某长途列车列车长。
接到单位的通知后，孙丽立即从外地赶回本市。在停尸间，面对丈夫的遗体，孙丽一屁股坐在地上失声痛哭。
当我们让她看那名女死者时，孙丽擦着眼泪，表情十分诧异，连声问我们她是谁。
得知丈夫是和这名年轻女子死在二君山后，孙丽显然意识到了什么，表现得极为愤慨，一边哭，一边骂：“这个老犊子，没想到还有这个花花肠子。”
等孙丽哭痛快，也发够了脾气，我们立即开始对她进行询问，张群富平时人际关系如何，是否曾经与他人结怨，近期有没有异常表现。
孙丽告诉我们，张群富这个人脾气很随和，平时也很少与人发生口角矛盾，最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不断地提示着她，让她尽可能地回忆张群富到底与谁结过怨。
孙丽最后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通的纠纷。随后，就一个劲儿的絮叨张的百般不是。
听她磨磨唧唧地没完没了，我实在有些忍不住，数落了她一句：“人都死了，你还埋怨什么，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都白瞎了啊!”
听我这么说，孙丽愣了愣，嘴巴一咧，又嚎啕大哭起来。
对孙丽的询问结束后，我立即回到队里，将这一情报汇报给专案组。
由于目前对张群富的社会交往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只能从手头掌握的线索开始查起。那就是如果张群富在外面有情人，是否有可能是孙丽对张的婚外恋行为已经有所察觉，并因此怀恨在心，雇凶谋害了自己的丈夫和丈夫的情人?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反馈回重要信息。经调取张群富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其最后一次打出的电话是在案发当日上午8时许，通话时长为1分23秒。对方是一部手机，机主的登记姓名为蔡琳琳，且为实名登记。
调查显示，蔡琳琳为新月区地税分局下属某税务所的一名税务员，现年36岁，于三年前离异，目前独自抚养一名8岁男孩。我们曾经推测凶手与张群富隶属同一行业，因此蔡琳琳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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