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就亲身经历过一次极平常的事件，物业的几名保安，去业主违法加建的房屋内，制止施工，动手清理出工人的物品。业主找来做警察的弟弟，立即拘留了保安，理由是，物品中有财物丢失，保安似有盗窃嫌疑。
业主违法“事实”不需拘留，保安只是“嫌疑”反倒被拘留，事后，我持记者证去赎保安时，派出所长振振有词，认为他们的执法无任何瑕疵，我只能目瞪口呆。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公共场所，一名警察和一位公民发生撕扯，如果警察被打，公民肯定“立即”享受拘留的待遇，如果反过来是公民被打，至少有三天的核查并有社会舆论压力，还要导致重伤，警察才有“可能”进拘留室。
对嫌犯可以拘留，也可以不拘留。公正地说，何雪的情况，完全可以切断网线、监视居住，而不是关进拘留室煎熬。这种基于“治安管理条列” 的巨大执法弹性，既给了公安干警寻租的空间，也促成许多权力者，借公安之手，实施以权代法的事实。因为通过法庭审判，实行以权代法的成本太大、风险太大、程序很难合规。
拘留错了、罚错了，怎么办?由受害人申请行政复议，最后政府买单，错误执法者无任何损失，最可怕的是，被冤枉者，至少要耗时二个月，去操办行政复议。
想明白这些，甄文斌脑袋都大了，既然本市公安部门决意(多半是秉承政府的意愿)拘留何雪，要通过合法的途径，让她尽快出狱，简直比登天还难。
每个人都有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的时候，任凭自己的行动服从欲望而不是服从理智，比如减肥、婚外情等，在某时某刻，欲望会完全战胜理智。此时的甄文斌，有一种救何雪出狱的强烈冲动，与何雪发帖前的状态一样，已经不受理智控制了。
他找到何雪原籍的地址，联系她在本省的一位亲属，游说其向检察院提起申诉。自己借此去了市公安局治安科，要求亲自提审何雪。
治安科长见是检察院来人，电话请示局领导后，派出一名警察，开车陪同甄文斌去拘留所。
何雪在拘留所内熬过度日如年的五天，见到甄文斌时，除了哽咽和流泪，一直沉默无语，只用点头或摇头，回答他的讯问。甄文斌做完笔录后，提出要带嫌犯一起，去趟她家的书房，落实犯罪证据。治安科的警察想着并无不妥，便驱车携带二人同去何雪的住处。
警用轿车刚刚驶入城中闹市区，押着何雪坐在后排的甄文斌突然急促喘息不止，警察停车回头一瞥，刚要询问原因，甄文斌抛出一句，“心脏及不舒服，快快送我去医院。”就斜靠在车门上晕厥过去。
驾车的警察大惊失色，立刻驱车赶往只隔了一条街的医院，车刚刚在门诊搂前停稳，下车拉开后车门时，已失去的检查官顺势倒向车外，警察不顾一切抱起甄文斌，奔往楼内。
几分钟后，当他目送检察官被推车送进急诊室后，才牵挂起车上的女嫌犯，急忙冲出来回到警车旁，何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开始时，李国军认为检察官只是追求绝对公正、过于迂腐，这次何雪竟然蹊跷逃脱，让他开始怀疑甄文斌是有意所为。
李国军十分清楚，仅凭这点怀疑，是不能把甄文斌定为嫌疑犯的，而且，检察官也是不能随意去拘留的。他催促治安科长，用最快的时间办妥了协查令，在全省范围缉拿逃犯，同时，他打算暗中监视甄文斌。
中午时分，还在熟睡的玥姐，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见到蓬头垢面的何雪，她一下子惊呆了。
“我是受害者、我是被冤枉的，让我躲藏几天吧?”何雪凄惨兮兮、满脸泪痕，她的同事和朋友的圈子里，只有玥姐是没人知道的。
玥姐已是热泪盈眶，默默地点头答应。她独自租住一房一厅，工作的时间，是每天傍晚七点至凌晨三点，早上五点到下午在家睡觉，除了在歌舞厅里，没有任何亲友来住处拜访过她，与邻居更是从无交往。因此，只要何雪不出门，可以说是绝对安全。
何雪脱光衣服、洗净全身的污垢，吃了玥姐准备的热食，才安稳地睡去。
第二天凌晨，玥姐下班回来时，何雪的精神状态恢复许多，脸颊已经没有了昨日的惨白。
“怎么会弄成这样?”玥姐关心地问她。
“一言难尽，”何雪的表情充满愤怒，“事已至此，我舍命也要追查到底。”
“昨晚我去上班，歌舞厅都发了你的协查令，警察到处抓你，”玥姐用担忧的眼神看她，“你还要-----?”
“我要追踪当时的监理秦盛，还要去省人大会场喊冤。”
“滨海市和省城，处处有警察在找你啊。”玥姐善意地提醒道。
“我自有办法，”何雪双目喷火，语气斩钉截铁，“自古邪不压正，我豁出去了。”
玥姐望着她，浑身打了个冷颤。
周末傍晚，何雪化妆后潜至皇冠歌舞厅停车场守候，将近十点钟，果然看见秦盛独自开着他的标志轿车，驶入停车场，立即悄悄尾随其进入歌舞厅二楼。
她决定冒险进入KTV包房，趁酒醉窃取秦盛家门的钥匙，再寻机入室查找照片。一个多月前，她屡次去单位和住处拜访这位监理时，已经了解到，他的家眷均在省城，自己独自一人在滨海市住着一套单身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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