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何?”尹科林说。
我说：“假如我在和警局的警官通电话，我当然不可能用把刀去戳一个人的背。”
尹科林盯着我问道：“那么，当时你是不是在和邓吉昌通话呢?”
我说，“在我和警察谈话之前，我最好不要做任何声明。”
“好吧，”尹科林说，“服你了。”
“服什么?”
“左问右问，你什么也没有回答。我来告诉你一件事。”
“请讲。”
“你的合伙人柯白莎，一直在支持警方所说的话。”他说。
“那很好呀!”我说。
“她说宓善楼在场。他没喝酒，你被叫去听电话，你回来告诉宓警官，电话是他副手阿吉打来的，叫他马上回局里去，因为他俩在办的一件重案有了重大的发展。于是宓善楼跳起来就走了，几分钟之后，有人发现了凶杀案，宓善楼回去和阿吉两个人办案办到了清晨，两个人都不知道宓警官离开后巴氏餐厅发生的凶杀案，是后来回到总局才听人说起的。”
“合情合理。”我说。
“问题是有证人，不止一个，看见你自十三号卡座出来，或者说他们认为你从十三号卡座出来，他们都十分坚持，说从你溜出来，到女侍拿食物进去开始尖叫，时间不会超过二分钟。”
我说：“证人不一定全可靠。往往会把事混得搞不清楚。这你也是知道的，”
“好了，赖，我们开了天窗来说话。”他说。
“唐伯虎的名画?”我问。
他说。“亮话。你要知道，本市的警方目前有自己尴尬窘态不能解决。局长倒还吃得开，但是也发生过不少丑闻。再来一次丑闻，可能就会引起很多的政治不便。
“宓警官是一个好警官，但他粗暴了一点。他不懂政治。他不在乎踩到的是什么人的脚背。他在破案时，他自己娘都可以踩过去，他有不少外面和里面的敌人。
“这一次，要是善楼真的和你们在一起喝过酒，要是善楼是在命案发现后才离开的，要是他和邓吉昌连手安排的不在场证明会被别人证明是假的，要是善楼在命案发现后，怕别人说他在喝酒所以开溜，要是他故意请人做假的不在场证明，这下事情就闹大啦!”
“懂了，”我说，“我现在懂了。”
“你的合伙人柯白莎，支持善楼的说法。不过这件事里有时间因素，并不太符合。”
“为什么?”
“你也该知道，”他说，“善楼实在是命案发生后才离开的。当时全餐厅都在‘开溜’。有男女在一起不想混进这事件去的。但是，善楼动作快，那女侍一开叫，他就作准备了，一听见男侍者宣布有人死了，他就开溜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
“不是我这样想的，”他平静地说，“我知道的。”
“你怎么会知道的?”
他说：“岂有此理，我也在现场，我看到的。我看到善楼开始在犹豫，面对香槟，喝还是不喝。然后他喝了一杯，之后又喝一杯。之后我就看到频频在干杯……大家不会太苛求他这一点。
“至于他是警官而从现场开溜，伪造不在场证明，给你施压，要你也就范替他做伪证。那就严重喽!”
我装做完全不懂。
“唐诺，”尹科林说，“我和你一样;我可以是墙头草，两面倒。我可以支持善楼的说法，他这一辈子都会欠我的情。我也可以有另用一种说法，报馆大赚一笔钱，而警方会给搞得鸡犬不宁。
“我要先和你谈谈，因为我想知道，你准备怎样玩法。对我也有影响的。”
我无辜地问：“我应该怎样说呢?事实上是你要怎样说，才会影响我的说法。”
尹科林玩着酒杯，过了半晌，他叹口气道：“赖，你要不是白痴，一定是个聪明得可怕的小浑蛋。”
我问：“巴尼可怎么样?他怎么可能在这件事里袖手旁观呢?”
“他没袖手旁观呀!”
“你怎么说?他还是被牵连了吗?”
“我有一个大新闻，”尹科林说，“我还不能发表，因为我尚没有证据。不过这真是一件天大新闻。”
“什么样的新闻。”
“新闻中有你，有巴尼可。”
我把眉毛抬起来。
“而且，”尹科林说，“还包括武星门在内，就是那个被谋杀的家伙。”
“一定是很特别的一个新闻。”我说。
尹科林一下坐过来，离我近一点，把声音降低。“那巴尼可，”他说，“三年之前，一直是霉运当头。突然间，他富得流油。他扩充营业，变得很有钱。”
“这就是你说的大新闻吗?”我问。
“当然不是。”尹科林说，“有趣的是这家伙搭上了端木顿，是端木顿的资金在资助他。我们国家有很多人都想知道端木顿的那么多钱，又是从何而来的。”
尹科林吸一口气继续道：“虽然我还没有充分证据，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而且我很有信心相信这是实情。武星门勒索巴尼可一万元。这是假勒索。巴尼可凑一万元交给武星门，武星门又把钱还给了巴尼可，当然，扣掉了讲好了给他的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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