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证书上写明了吗?”我问。
“那怎么可能。”他说。
我什么也不说。
“她要多少?”他问。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假如回去见她的时候，我手中有五千元现钞，我就建议她接受和解。”
“五千元!”他大叫道：“你疯啦?你知不知道这笔奖金在政府伸手抽掉税金之后，还留下多少给我?”
“因为如此，我才只开口五千元。”我说：“否则我会说五万元的。”
“赖，有一点你必需明白，我是结了婚的，我有个女儿，七岁。她聪明美丽，想想看，要是她知道……”
“对呀，你要知道，我嘴巴不太紧的。”
“你……”他说。
“你在再婚的时候，为什么不想到她呢?”我问。
“赖，我是一个推销员，我时常离家。我离家的时候就像一般的单身男人。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太太、孩子。我不想使她们难堪。”
“这我了解，”我说：“不做亏心事，半夜心不惊。”
“不要如此说。我在说有时人做事只因一时冲动。事后有时十分后悔。这种事不是故意使坏。都是一步接一步，脱不了身。”
“原来如此。”我说。
“我知道你并不真懂。”
“我懂，”我说：“我还有更懂的了。花五千元钱，你可以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在我看来，我一毛钱不必花。她是大人，她自己睁大了眼，也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
“在我看来，你应该花更多的钱。”我说：“是你把她带进一场重婚的丑剧里去的。她太软弱，又太好心，不忍心去控告你。你离开她的时候，你和她的婚姻如果无效，你就得吃重婚官司，如果有效，你中的奖一半是她的。更不要说你带走了你们两个人共同存户中的全部财产。”
“那也不过一千一百多元。”他说：“我就把这些还给她好了。我本来也准备有钱时要把这还给她的。那时候我正缺现钞用，我……我拿走钞票，一半是因为我要钱用，另一半也为了不使她……”
“不使她怎样?”我问。
“不使她有钱去请浑蛋的私家侦探。”他呕气地说。
“不过她现在请了一个浑蛋的私家侦探，这要花你五千元钱。”我说：“万一你尚还要拖拖拉拉的话，只怕到最后花的尚不止这个钱。”
“办不到。”
“随你，”我说：“你也可以……”
一辆警车开过来，就近停在我们车旁。宓善楼警官自车中出来，嘴里咬着一支新鲜的雪茄。
“好呀，小不点。”他说：“你活动范围很大，我们也只好跟在你屁股后面猛追。我来听听你现在在办的又是什么公事。”
善楼把他的证件掏出来给花大松看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嗨!”花大松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叫什么名字?”善楼说：“不要想骗我，我查得出来。”
“花大松。”
“这个赖唐诺，你认识他多久了?”
“才见面不到一分钟。”
“他来干什么?”
“那是私事。”
“我问你他来干什么?”
花大松犹豫了。
花家大门出来一个漂亮的女人，向四周一看，看到花大松坐在我的车里，也看到一辆警车停在旁边。她想说什么，转身，想回屋里去，又转回来，就在门前的护栏旁看这里在做什么。
“怎么样?”善楼问。
花大松说：“这家伙是个私家侦探。我在几个月之前在中西部和一个女人有点纠葛，他来替她讨点钱。”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这有什么分别呢，她的名字……”
“她叫什么名字?”善楼简短地问。
“葛达芬。”花大松说。
“嘿，这混蛋的!”善楼低声地说。
“这明明是恐吓。”花大松道。
“我给你什么威胁了?”我问。
“直接倒没有，隐隐约约而已。”花大松说。
“到底我有没有威胁你?”我问。
“你说过我有麻烦。”
“我说过什么方式的麻烦吗?”
“……没有。”
“我曾经劝告过你，要是你不照我说的去做，我一定正式向法院去控告你，有吗?”
“我觉得这也是威胁的一种。”
“少傻了，”我说：“这不是威胁。我代表一位小姐，她对你有一件事要公开地控告，假如你感到庭外和解好一些，你就付钱，她就不告。你不肯付;我也帮不了你忙。再说妥协的价格可能会因为你不干脆，随时会上升。”
“嗨，嗨，嗨，你们在谈什么?”善楼问。
“警官，这是一个小小的家庭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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